【文/ 贺雪峰】

2014年笔者出版《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时，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现代化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按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出几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些经济学家每每讲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计算外贸、内需和投资这“三驾马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是低于8%，就会出现就业不足，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因此提倡政府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甚至提倡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从而导致当前一些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形容为“三座大山”。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困难，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国内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时有暴雷，中国经济究竟应当向哪里去？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仍然是“三驾马车”论，他们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通过无条件市场化来释放消费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率，既缺少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结构的基本考量，又缺少对中国现代化所处复杂阶段的基本考量。他们不能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无法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辩证关系，泛泛而论，无的放矢，将浮财当作国力，将浪费当作发展，用短期目标替代长远目标，以数量加减替代结构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未来发展中，必须做到战略上自信、战术上重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则。

《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贺雪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坚持科教兴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科教兴国的核心是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中国产业优势，助力中国产业由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发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补齐中国产业短板，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形成不被“卡脖子”的全产业链的中国产业体系，具有独立自主的产业能力。

科教兴国首先是要办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既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公民，又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和各个层次的优秀人才。在办教育上，尤其是在办大学教育上，国家要舍得投入，支持科研攻关要不怕失败。越是高新技术，越接近“无人区”，越需要大胆探索。通过大量投入研发资源，实现在科技突破上处处开花。

不仅要支持大学做科研，而且要大力提升国家专门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要大力支持大型国企民企提高研发投入，形成全国有条件机构共同搞研发的良好氛围，同时做好协调工作。

研发要与产业结合起来，变成产业升级。如果不能转化为产业升级，这样的科技进步就是虚的。对于新兴产业，国家也要制定产业政策予以扶持，扶上马送一程。这样，中国就不仅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补上短板，而且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后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产业的引领。目前在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已有引领优势。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扶持产业发展，都是需要有大量投入的。这方面国家要不计成本地进行持续的高投入。要想方设法将国家和社会资源集中到科教兴国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上来，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投入的回报率特别高，而且，只要战略产业能发展起来，“中国创造”能领先世界，就等于中国已经真正崛起了。

未来20年，中国全社会要全力支持科教兴国和发展战略产业，这是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2.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体，14亿中国人民足以支撑起中国产业迭代发展，能在充分竞争的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大概率在全世界的市场上也会有显著竞争优势，其中典型如手机、电商、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中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只可能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实现现代化。中国产业竞争力也就只可能依靠市场上的优势。

市场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集中所有智慧参与其中，从而激发出最大的社会活力。从产业来讲，经历了市场残酷的竞争和淘汰机制，能生存下来的就是非常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市场主体。通过优胜劣汰，市场实现产品甚至产业的快速迭代，从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市场就自然选择出了最具有竞争力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再去参与国际竞争，一定会胜多败少。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市场也是有规则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所有方面都只能靠市场，比如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就容易产生问题，住房市场化就带来了一些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成为人们的负担，以至于有些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子，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市场有风险，创新型产业发展能否获得风险投资十分关键，能否形成促进风险投资同时又可以分散风险的体制机制，是市场与创新能否结合的关键。结合得好，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有了不竭的活力源泉。市场竞争必然有失败者，因此，越是市场体制，往往就越是要有一个社会的体制来与之对冲与平衡。只靠市场作用，容易造成社会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无限拉大，弱势群众生活毫无保障，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国家也可能因此发生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3.搞好社会建设

要建设一个充分的市场，就同时要搞好社会建设，以建设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市场是讲效率的，是优胜劣汰的，是有失败者的，也是有两极分化的。市场成功者可以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有能力让自己体面地生活。问题是，市场越有效，就越是要进行更大范围和更高强度的优胜劣汰，这就只可能留下更少的成功者，而产生出更多的失败者。

如果连生活基本保障也无法获得，市场失败者群体就很可能会不满，社会基本秩序就难以维持，社会就可能陷入激烈冲突之中。因此，充分发展市场的前提是必须进行社会建设，必须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保障，必须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所有人分享。

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市场化，国家开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实施低保制度和全民医保，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推动建立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绝对贫困，2012年至2018年全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历史性地告别贫困。当前国家以乡村振兴统领“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既要防止农村出现规模性返贫，又要为农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与20年前相比，无论多么偏远的中国农村，其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农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提升。

相对于城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因此近年来每年都有农民也应当有退休金的讨论。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只能靠子女，每个月100元左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标准无法为农民提供体面的养老生活，农民过了60岁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只能靠子女养老。

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建立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不仅农村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城市福利水平也远不及。

也是因此，国内就有一种观点，即先要做到中国城乡基本保障的均等化、一体化，然后向欧洲发达国家看齐，学习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上的先进做法。

不过，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建设上尤其是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仍然是发展，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形成对市场带来的两极化的对冲。当前阶段建立高水平的全民福利保障体系仍然是不现实的。

当前，中国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有效、也比较廉价的社会建设载体，这就是与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构成“三位一体”的另外“二位”——农村和农业，它们几乎为所有农民提供了农村退路，提供了农业就业机会，提供了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提供了农村熟人社会资源。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能力通过市场进入城市，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是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得基本保障的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而那些缺少进城机会和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不习惯在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他们只能借助农村和农业来获得收入与保障。国家通过向农村输入资源，发展村社互助养老，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也可以获得在农村的体面生活，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只是过渡、也许不只是过渡的社会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防止资本和市场体制对农村的彻底侵蚀，保留农村熟人社会传统，可以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提供虽然不一定高却极为重要的基本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