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了报答恩人，63岁的父亲成了老赖丨人间
父亲始终不明白，社会的残酷性就在于它不奖励顺从，只奖励能力。
配图 |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父亲的好脾气和老实是在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任何事情找到他，绝不会推脱。小时候，我对这样温和的父亲有着近乎虔诚的爱。他每次回家总会从城里带回一点好吃的，我就围着他转，他一把举起我，举得高高的。
渐渐长大，我才发现，老实本分的父亲，挡不住生活的风雨，也护不住这个家的周全。
母亲说她生下我坐月子时，奶奶已经去世，姥爷正在病中，父亲在外打工没空回来，就托人往家里捎了两袋面粉。但是等到瓦缸里的面见了底，母亲也没等到这两袋面粉，我们一家人只能吃亲戚送的挂面，一到饭点，姐姐就绷起小脸，母亲闻到挂面味儿也想吐。
还在月子里的母亲，无人可依，她就自己装了一袋麦子，趁姐姐上学，我也睡着的时候，去几里外的磨面房磨面粉。冰天雪地里，她深一脚浅一脚，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回来时已近中午，刚到胡同口，便听到我的哭声，姐姐一个人蜷缩在门口，也在掉眼泪。
等到父亲放假回家，我们才知道那个人直接把面粉带回了自己家，父亲在母亲的再三要求下，上门追讨，那人直接耍无赖，倒打一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已经吃光了。”半个月时间怎么可能吃完两袋面？他摆明了要昧下，父亲憋红了脸，半天不知道怎么反击，灰溜溜回了家。
姥爷看不下去，提出找村委会领导。母亲也不依，边哭边骂，哭自己的委屈，怨父亲的无用，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又是得理的一方，何必惧怕他人？父亲仿佛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就是什么都怕，激怒了母亲，也是默不作声，乖乖听骂，最后吵架变成母亲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刚考上大学那年，家里的负担一下子重了起来。每年除了七八千元的学费，还需生活、住宿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弟弟念初三，所谓“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家里的三个孩子，只有姐姐成家立业，不用父母操心。
雪上加霜的是，2009年，父亲在隔壁村的选矿厂工作时，突然腹痛难忍，幸亏工友发现得早，及时送医，做了胃穿孔修补手术，才捡回一条命。老板害怕再出意外，辞退了他。
每天一睁眼，处处都要花钱，父亲没空伤感，买了张火车票，扛着母亲准备好的行李，马不停蹄地跟着几个老乡到省会石家庄修地铁，做足一个月能赚3000元，省吃俭用攒下2600元应该不成问题，辛苦肯定辛苦，每天最少要干10个小时，但土里讨生活的人最不怕苦。
出行前，父亲喜滋滋地说：“这活儿估计能干三个多月，不耽误我回来一起秋收，还能把老二上大学借的钱先还上。”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等赚到钱，下个月多给我50元生活费。
我藏不住开心，那天中午，在食堂非常奢侈地吃了一顿10元小火锅。人生第一次吃宽粉，我吸溜得太快，不小心卡在嗓子眼，吞不下咳不出，既难受又丢脸。
父亲修了半个月的地铁后，打电话说腰疼得下不了床，几贴膏药下来丝毫不见好。父亲一行人在石家庄住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赶上天气炎热，晚上睡觉必须得开窗。只有父亲愿意退让一步，选择靠窗的位置休息，也因此吹了凉风，父亲说：“出门在外，吵吵起来就不好了。”
母亲总说父亲就是一个面团，被人搓圆捏扁，还乐呵呵接受，她只能急急地催父亲回家看病。全家老小都靠父亲吃饭，他要有个好歹，天就塌了。母亲在家里供奉的天地屋前拜了又拜，她对这个家庭朴素的心愿，化成燃起的袅袅香烟。
父亲找了县城里治疗腰疼最有名的医生，医生判定是过度劳累，又吹了凉风，扎几天针就好。扎针一次60元，加上来回坐公交的费用，一天要搭进去70元钱，如此算来，这半个月辛苦赚的钱，全要浪费在看病上。
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下，父亲勉强扎了五天针之后，就死活不愿去了。他双手扶腰，用力站得笔挺，佯装已经好得差不多。母亲拗不过，退而求其次，要求父亲在家多休息几天。又过了一周，父亲自觉身体已大好，还要去修地铁，被母亲拦下：“你没那个心眼，别一直给医院送钱了，还是就近找个踏实活儿干吧。”
本地工作有限，父亲问了几家厂子，有的一听他已经五十三岁，直接摆手拒绝，怕万一出点意外被讹上。倒是有厂子需要人看大门，但是几百块的工资根本不够养家糊口。
底层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手停口停，父亲吃不下睡不着，没两天嘴角起了燎泡。没有余钱买烟，烟瘾上来时，他专往人堆里扎。运气好能蹭到别人一根烟，狠狠吸两口，借口离开，转身把烟熄灭，宝贝一样放进烟盒里留着下次抽。抽烟是父亲唯一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最开始是提神，后来也解愁。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跑大车的叔叔消息灵通，向父亲递话：“你找找建东，去他那儿干吧。他现在生意做得大，阔气得很，我替他拉了几趟货，就赚了不少。”
建东和我们是本家，他的父亲曾任副县长。建东早早下海经商，最风光的时候，一年能赚几千万。他媳妇四十来岁就办了内退，满世界自驾游，他儿子早早就被送出国留学。建东手下的人，同样滋润，除了高薪，还有车有房。如果能抱上这条大腿，我们不求吃上肉，准保能喝碗汤。
父亲却有点犹疑，拿不定主意，建东的父亲健在时，两家关系不错，但建东外出求学后，再没回村生活过。父亲除了在村里红白喜事上遇到建东，再没有其他接触，突然找上门提工作，父亲心里发怵。
母亲一见他这副窝囊样，心里火苗噌噌蹿起来，穷人不需要自尊，什么都没吃饭重要。她在饭桌上给父亲支招：“正月十六建东肯定回来上坟。等上完坟，你就去找他，到时候咱再带上礼，当着那么多人，他应该给你这个哥哥一点面子。”
送礼又是件发愁的事情。买贵的没有钱，便宜的拿不出手，思来想去，母亲决定送点土特产。她连夜筛好今年新打的谷子，装在晾洗干净的大米袋里，父亲起个大早，趁人少去碾米。母亲也没闲着，和面、生油，点火，炸一锅过年时才会吃的小果子。整个院子都是油烟的味道，紧紧扒在身上，和贫穷一样，甩也甩不掉。
我在一旁打下手，笨手笨脚打碎一个碗，母亲恼了，不停数落我。她不仅是心疼东西，更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怕找工作的事情泡汤。
父亲的前半生，被波折与困顿缠绕，20世纪50年代末，他出生在一个以生产标准件闻名的冀南县城，那年代讲究人多力量大，宣传口号是多生多育、繁荣家族，因此，父亲家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父亲排第三，不上不下，不受重视。
父亲长到五岁时，被家里送了人。家里人突然提出带他去一个远房姑姑家串亲戚。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出发前他破天荒地穿上了新做的衣服，还独自享用了一碗棒子面掺白面饺子，那是过年才有的待遇。在兄弟姐妹羡慕的眼光里，父亲倒了两趟车，又步行十几里地，终于到达目的地，一处大杂院里最小的一间房。
这间小屋一屋三用，白日里既是客厅又是厨房，晚上又自动变成卧室，所有人都挤在一张火炕上睡觉。住得不好，吃得也稀汤寡水。父亲住了两天，待不下去，问家里人什么时候回去，可家里人只嘱咐他和姑姑多多亲近。
几天后的早上，父亲从床上醒来，带他来的亲生父亲已经消失了，父亲是过继到姑姑家传宗接代的“物品”。没有任何铺垫，父亲仓皇地进入了这个全新的身份，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但无人在意他的情绪。
在新的家庭，父亲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割草、除粪、喂驴……太阳升起又落下，寄人篱下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本家人看他的眼神疏离防备，父亲常常挨打受气。住对屋的大娘经常凑在养奶奶面前上眼药：“毕竟不是从你肚子出来的，怎么能一条心。”
父亲越发沉默，像是任人摆布的木偶，在这个新家，他唯一的作用是向世人宣布这一家后继有人。听话和忍让，是他学会的生存技能，跟在他人身后亦步亦趋，这样才能挣到一条生路。
初中没念完，父亲便跟着姑父一起种地，但父亲喜欢种地，和土地在一起时，他是舒展的。
父亲的人生中自然也遇到过机会。
1982年，父亲25岁，附近的国有矿招工，进去就是铁饭碗，一辈子衣食不愁，年轻人为此挤破脑袋。建东的父亲那时已经在县里当领导，在他的关照下，父亲得到一个指标。
父亲报到前两天，本家一个叔叔来家里，和奶奶（即前文的‘远房姑姑’）在里屋嘀嘀咕咕好久。他走后，一力促成此事的奶奶大变脸，坚决反对父亲进矿厂。父亲有一肚子的疑问，却什么也没说，安静接受了奶奶的安排。就这样，工作指标落到了这位本家叔叔身上。
工作后的本家叔叔再回来过年，整个人白了、胖了，带回不少福利，除了米面油，还有一个花花绿绿的袋子，装着农村人没见过的稀罕物。他成了家里的大功臣，被全家围着迎进门。
奶奶听见动静，拄着棍子远远瞧着，眼都不眨一下。回家后，饭也没吃便躺下了。父亲这才知道，那位叔叔信誓旦旦告诉奶奶，他打听到内部消息，这一批工人进去全部都要下井。
下井是个危险的活，一旦遭遇塌方，后果不堪设想。爷爷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父亲这根独苗。都说养儿防老，更何况还没传宗接代，奶奶怎么能同意父亲去冒这个险。于是，在本家叔叔的刻意蛊惑下，父亲失去了这份工作。
没过几年，这位叔叔举家搬到市里居住。现在他已经退休，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块的退休金，儿子也顺利接班。
后来，母亲时常把这件事挂在嘴边，问父亲后悔吗？我也竖起耳朵，等了好大一会儿，听到父亲文绉绉的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现在想来，我仍分不清这是父亲的自我宽慰，还是他本能的妥协。
后来，父亲经人介绍，到一家国有修配厂做临时工。厂长和我们同村，知道父亲寡言少语又通笔墨，有心帮衬，安排他做保管员。只是厂子效益已经走下坡路，每月的工资不算高。
也是在这一年，父母在长辈的安排下结婚了。母亲不想和奶奶挤在一间屋子，她早已看中一块地，只等攒够钱买地盖房，父亲这点工资，她恨不能掰成几份来花。父亲却很满足，对他来说，有份工，有片瓦，饿不死，足够了。直到1989年，父母才有了自己真正的“新房”。
工厂里，比父亲晚来两年的老李心思活泛。他发现，工厂仓库里堆放着的那批蒙了厚厚一层灰的废弃材料，根本无人问津，他想偷偷倒卖一部分。这种事情瞒得过别人，瞒不过父亲。拿捏一个人最好的手段是拉他下水，老李眼珠子一转，提了瓶酒，拉着父亲少喝点，酒酣耳热，夜深人静，老李说出自己的算盘，两人可以五五分。
父亲胆小，怕丢工作，不敢同流合污，又被老李的气势震慑，没有勇气去告发，自作聪明地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件事最后还是捅到了厂长那儿。老李被开除，工厂领导层对父亲也不满意，认为他严重失职，应一并开除。
厂长知晓父亲找份工作不容易，力排众议，调他去看大门。父亲很感恩，不敢有丝毫懈怠，眼睛像雷达一样紧紧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有工人迟到几分钟，好话说了一箩筐，请父亲通融一下，被他一口拒绝。
工友心眼小又记仇。中午在食堂吃饭，特意坐在父亲对面，眯起眼上下打量，阴阳怪气地说：“都说看门狗厉害，要我说王哥你比狗厉害多了。”大伙儿笑成一团，父亲抿抿嘴，没有回应。工友更得意了，继续挑衅：“要不叫上两声来听听？”
“你就该给他一个大嘴巴。”母亲知道后很生气，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烟，好半天憋出一句：“嗐，他也是心里有气，说两句咱又掉不了肉。”
90年代后期，国企改制席卷各地，1998年，修配厂也传出破产的风声。一时间，厂子上下人心惶惶，各自盘算着退路与前程。母亲虽很少进城，也听人说起城里建了不少玻璃厂，正是大量用工的时候，要么母亲想借钱在城里开个小卖部，自己做老板，赚了钱，全家搬到城里生活。不管走哪一条路，都比回村生活好。
父亲心里没底儿，留在城里意味着要租房，没赚钱先花钱，他不敢。身边人劝告他别听娘们儿胡咧咧，你就是受苦的命，得认命。是啊，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孤门小户，举目四望，哪里有帮助他的人呢？父亲把这些话听到心里。
母亲拼命想要开成一朵花，父亲打定主意做棵草。没多久，工厂宣告破产，父亲正式成为一名下岗工人。他转身回村做起苦力。他不挑活，再脏再苦都能干下去。
第一份工作是在水泥门市上做搬运工。一袋水泥足足100斤重，搬一袋只有1元钱，一天干下来，直接变成泥人儿，鼻孔里满是粉尘，眼睛眨一下，簌簌掉灰。夏天更苦，汗水由额头淌下来，混合着泥尘，眼睛很难睁开，搭在肩头的毛巾没一会儿变得脏兮兮的，怎么都洗不白。但凡有别的出路，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一行。
搬水泥后，父亲的手又痒又红，特别爱起疹子。医生说这是水泥过敏，只要不接触水泥，什么事都没有。可一时间又不知能去哪里找到新工作，父亲咬牙干下去。有时饭吃了一半，老板一句来活儿了，扔下筷子跑着就去，母亲在后面喊：“不在乎这几分钟，吃完再干也不迟。”父亲已经一阵风一样走远了。
每天回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瓶小小的药膏，细细涂满全手。那双手像一节经年被风雨摧残的枯木桩，纹路很宽，里面藏满了尘土污垢，又不停流脓，我死死盯着这双手，吃惊、心疼、厌恶一齐涌上心头。
水泥门市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天我上学时父亲早已上工，没活儿时他坐在门口休息，看我走过来，他很高兴，大声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我怕被同学撞见，总假装没听到，一溜烟儿跑开。
中午回家吃饭，我又心虚地不敢看他的眼睛，他还是笑呵呵，让我多吃点。我并不领情，我长大了，有了强烈的虚荣心，他这时已经不再是我理想中的父亲。
母亲不忍父亲受苦，劝他辞掉水泥工，两个人一起做点小买卖。千禧年后，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开始买馒头吃。卖馒头虽说利润微薄，真干起来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村里已经有一家馒头房，母亲说他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开拓周边市场。
父亲这时已经40多岁，就这样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创业。每天下午4点，父亲骑着三轮车准时到邻村叫卖。父亲卖馒头不论个数，论斤数，一块钱一斤，也可以拿粮食来换。他脸皮薄，遇到亲戚熟人，能多给就多给，有人耍心眼，在粮食里掺小石子，也不好意思拒绝，一并收下。到年底一算账，母亲泄了气，一切只是赔本赚吆喝。
“知天命”的父亲看透了，自己能依靠的还是这一把子力气，身体是他的劳动工具，他继续周转在各种厂子里，一头扎进苦力活里。我们家有一个大海碗，是父亲的专用。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吃饭的碗越换越小，越换越精致，父亲用的始终是那个大海碗。母亲曾打趣，以后记得让这个海碗给你爹陪葬，这可是他的老伙计。
父亲为自己安排好了一生，和祖辈们一样，种一辈子地，卖一辈子苦力，最后埋身于这片土地。父亲始终不明白，社会的残酷性就在于它不奖励顺从，只奖励能力。辛勤工作老实本分并不能致富，他忘了身体会疲惫、会生病、会老去，会失去利用价值。
父亲和建东的见面是极顺利的，正月十六，父亲回家一进门，手舞足蹈地讲起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建东主动和我握手……”建东念旧情，二话没说，安排父亲到洗煤厂做磅员，第二天就去报到。
母亲被好消息感染，破天荒去小卖部买了一袋打折的汤圆。我守在锅边，天上月亮圆圆，锅里汤圆鼓鼓，一切是这样的美好。唯一遗憾的，是我没掌握好火候，好端端汤圆煮破了肚儿，白白的汤水瞬间黑黢黢的。
建东的收留，于我们家而言，可以说是救命稻草，父亲终于结束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工作，不用过度劳累、不必担心失业。
过磅员的工作简单省力，他只需要引导运煤车开上地磅后，记录毛重和皮重，计算出煤的净重。跟之前的工作相比，这个活简直是在养老，父亲欣喜若狂。这是他最舒心的几年，不用赶时间，不用看脸色，整个人胖了十几斤，从前的爱好也跟着捡了起来，晚上他会坐在灯下看书。有时遇到下雨天，水泥门市停工，父亲便和邻居那位年轻的美术老师一起下象棋。
父亲的清闲，引来洗煤厂里几个南方人的嫉妒，他们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几个人伙同食堂师傅，摁着锅盖不许父亲吃饭，父亲也不计较，兀自到一旁喝了两碗水充饥。有人知道父亲是关系户，有心卖好儿，立马把这件事报告了建东。建东专门在饭点赶过来，把父亲请到身边，当着众人的面，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哥，在我的地盘，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有意见吗？”
父亲得到的善意不多，建东的这一点好，他格外珍惜，恨不能涌泉相报，死心塌地跟着建东。
县城环保形势越发严峻，煤厂生意不好做，2015年，建东决定关闭洗煤厂。建东的朋友在隔壁县承包了一条河道，靠倒卖砂石日进斗金，建东也萌生了干这一行的想法，就找中间人搭线，租下一大块场地，又通过高中同学的关系，从农村信用社申请了巨额借款，准备大展拳脚。
为了确保借款顺利通过审批，建东一口气找来8位担保人，最开始的担保人名单里并没有父亲，父亲年纪偏大，名下又没有可观资产，怎么看都不是银行眼中的可靠人选。
但是签字当天，原本预订的某位担保人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以在外地回不来推托，建东紧急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放下收了一半的玉米，连衣服都没换，急匆匆赶去坐公交。
母亲对这件事情有疑虑，她是一个谨慎的人，问父亲签的是什么字，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父亲不爱听，他特别高兴能尽一点绵薄之力，建东拿他当自己人，他不能辜负这份真心。
贷款下来后，父亲跟着建东转到砂场工作。在正式开工前，他的主要工作是照看设备和场地，一个月工资2800元，建东告诉他，只要开工赚了钱，就会涨工资。
那时，建东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场，他站在河道边，意气风发地给父亲画饼：“哥，兄弟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父亲信以为真，从2016年到2019年，他活成河道里的一粒沙，一个人看星辰变幻，水涨水落，没有正常的节假日，过年也不回家。
这期间，偶尔有工人来安装设备，可砂场的生意始终停摆，开工遥遥无期，父亲也没有领到任何工资，这几年都算干了白工。每每向建东打听，他都说快了快了。
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可以自给自足，每月的工资也可以帮衬家里一些，父亲便更不急于讨要工资了，母亲催促时，他总说再等等，工人到场地讨要安装费时，他也用尽全力劝阻。
一年，两年……我们等啊等，一切像是静止了。这其实是一种信号，钝感的我们忽略了。等到弟弟交了女朋友，母亲不想再等下去，要求父亲换个工作。母亲说，咱们只是普通人，以后儿子结婚需要一大笔钱，还要为养老打算，不能这么耗下去。父亲不答应，建东用了他，对他不错，他不能背信弃义。
2019年，弟弟结婚，“大家”为了托举“小家”，欠了8万的外债，父亲的工资迟迟要不回来，家中没钱，可债是必须还的，母亲说但凡年轻十岁，她一定去北京打工赚钱，不再回来。
砂场最终也没有干起来。建东租赁协议中的甲方只是一个二道贩子，真正的甲方并不知情，也不承认此项合同。建东想要做生意，必须按要求支付租金，其他一切免谈。没办法，建东聘用了律师，与二道贩子打官司，希望追回资金。
建东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二道贩子早在收到租赁资金后，便快速与老婆办理离婚手续，并把名下所有资产转移到老婆、孩子名下，现在名下没有任何可抵扣资金。更糟糕的是，经此一事，建东的所有资金被掏空，资金链断裂，已经还不上银行的贷款。
书上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现实是只要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
2020年冬天，父亲接到法院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父亲涉及一桩金融借款纠纷案，将收到纸质文书。父亲老实本分了一辈子，一个脏字没对人讲过，进银行大门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怎么可能与法院扯上关系，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次诈骗，告诉他不必理会。
几天后，竟然真有快递送到了家中，父亲成了被告，白纸黑字，板上钉钉，全家人惊出一身冷汗。透过这张通知书，我们才知道，砂场迟迟拖欠银行本金及利息，多次催收无果后，银行将砂场起诉至法院，要求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同时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父亲慌忙联系建东，建东安慰父亲，这不是什么大事，一切交给他，也不用出席庭审。
半年后，判决书寄到家中，家里人看了又看，传到我手上时右下角已被攥出褶皱。那些普通的文字拼凑在一起，宣告银行胜诉。父亲这位贷款担保人，如不能按时还款，将会列入失信名单。
“什么是失信名单？”母亲惨白了脸问我。
“就是老赖。”这四个字砸下来。
在母亲朴素的观念里，本分人从不会与法院打交道，老赖等于坏人。沾上老赖这个名号，将来死都不能清清白白啊。
父亲蹲坐在地板上，低着头，没有表情，没有声音，像一块石头。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她用尽全身力气向父亲喊：“赶紧给建东几个电话，问问他怎么回事。你要早听我的，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因为建东成为老赖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找到父亲，商议既然建东不接电话，那就一起到家门堵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信他能躲一辈子。大家愤愤不平，不把老赖的帽子摘了，就把他告到法院去。父亲自始至终还是那一句，找他能干嘛，他也不容易。后来，建东卖了房子，去了海南，他不是法人，也不是担保人，从这段往事里抽身而退。
成为老赖的后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惨烈。父亲60岁时，在亲友帮助下补足了养老保险，每个月能领到2000元养老金。可这笔钱从父亲被列入失信名单的那天，就被司法冻结了，父母失去了唯一一笔固定收入。父亲怕刺激到母亲，在家里大气不敢喘。
已经63岁的父亲，开始出门找工作，好说歹说去人家农场里帮忙种地，一天70元钱。回来时，同龄人坐在胡同口打牌、聊天、带孙子，见到他，劝一句：“老王，钱是赚不完的，这么大年纪该歇一歇了。”他笑笑，带着那一身汗臭，拖着锄头，佝偻着身体蹒跚回家。
半夜，我起床上厕所，看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院子里，像石雕一样抬头望着天，秋日的月光洒在他的周围，平添了无尽哀愁。他的那件外套还是我大学毕业后，给他买的，已经穿了小十年，不仅泛白还有破洞。
上千万的债务像一堵墙，横在那儿，我们没有能力去讨论“怎么还清”，家里24小时的低气压，像一场久下不停的雨，把每个人淋得由里到外的冷。每一天，母亲的眼泪，父亲的叹息，都让我想逃得远远的。
后来，父亲谢了顶，仅剩的几缕头发也变得花白。但他的养老金，总算没有再被冻结，日子勉强还能往下过。只是这些转圜与缝隙，说到底，并不光明正大，也谈不上真正的解决。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最需要爱的时候，却遭受了忽视，始终处于缺乏爱和安全感的环境中。”
父亲无法战胜他的性格，这是他的错，也不全是他的错。人生总归没有回头路，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不会有人跟你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走下去。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苏畅
一淼
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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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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