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室的灯管坏了，电工懒得修，说是镇流器老化，换一个不划算。于是这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屋子就靠门口那扇小窗透光，白天还好，一到傍晚就昏沉沉地暗下去，像泡在一缸陈年的酱油里。
老周就住在这儿。
三十年了，从进厂第一天起，他就睡在靠窗那张更衣柜旁边，一天都没挪过窝。底下铺两层硬纸板，上面一床军绿色薄褥子，叠得方方正正，跟豆腐块似的。老周说这褥子是他进厂那年从家里带来的，我没问过真假，但那褥子的颜色确实褪得不像样，边角磨出了白线，像一张老脸起了皮。
我叫他老周，别人也这么叫。至于他大名叫什么，车间的铭牌上写的是周什么来着，我也记不清了。这倒不怪我，全厂上下没几个人记得清。连财务科的小王开发票的时候都要翻档案，“那个老钳工，叫什么来着——哦，周德全。”对，周德全。
老周今年五十八，一米七出头的个子，不胖不瘦，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精瘦的胳膊。他不爱说话，但不是那种阴沉沉的不爱说话，而是你跟他说话他就应，你不说他也绝不主动开口，像一台安静的机器，只在被触碰的时候才运转。
我跟他熟起来是前年的事。那时候我刚从劳务市场被招进来，分到钳工车间，什么都不懂。带我的师傅姓刘，是个胖子，干活利索但嘴碎，教东西没耐心，骂人倒是一套一套的。我干错了一个活，刘师傅当着好几个人的面把零件摔在地上，“你他妈是来学技术的还是来浪费材料的？”我当时脸涨得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蹲在车间后面的台阶上扒拉盒饭。老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没说话，递过来一罐冰红茶。我看了看他，他也没看我，就那样蹲着，慢悠悠地往嘴里扒饭。
我接过来，说谢谢。
他说了句，“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然后就站起来走了。
那是他跟我说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
后来我就有意无意地往老周身边凑。他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他也不赶我，偶尔说一句“这边要留两丝余量”或者“砂纸要从粗到细，跳号太大磨不出光”。他的话像挤牙膏，问一句答一句，但每一句都是干货，不像刘师傅那样夹杂着大量的脏话和牢骚。
我问他干了多久了，他说二十八年，后来我算了算，应该是二十八年零几个月，现在算下来已经满三十年了。
我问他一直住更衣室吗，他说嗯。
我说你就没想过出去租个房子？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后来我跟食堂的胖阿姨打听，胖阿姨端着饭勺想了想，“老周啊，他结过婚，可他结了婚也不回家，就认准了这间更衣室。他老婆为这个跟他闹了不知道多少回。”我又跟门卫老孙头打听，老孙头在这厂里干了二十年，算是半个百事通。他说老周当年谈对象那会儿，人家姑娘就知道他住更衣室，那时候厂里效益好，年轻人都穷，也没觉得多奇怪。后来结了婚，厂里给他分了宿舍，他不去，老婆只好自己住宿舍，他照样睡更衣室。再后来厂里搞房改，两口子凑钱买了个小两居，他还是不回去。
“他那个人，太老实了，”老孙头压低声音说，“以前厂里效益好的时候，上面来人检查，车间主任让他把更衣室收拾干净，他就把自己那点东西捆巴捆巴塞柜子里，等检查完再搬出来。没人说让他搬走，也没人说可以让他住，就这么不清不楚地住了三十年。”
不清不楚。这四个字用得好。老周这个人，好像就活在这种不清不楚里头。
有一次厂里发劳保用品，每人一套工作服、两双劳保鞋、一打手套。我去领的时候，保管员老李翻到老周的名字，咦了一声，“老周去年的劳保鞋好像还没领，那双怕是穿烂了吧。”
我说你怎么不提醒他。
老李把手一摊，“他自己不领，我有什么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人，发什么都要推，你塞给他他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好像觉得自己不配似的。”
不配。老李这词用得也准。
我想起一件事。那年过年，厂里给每个职工发了两桶油一袋米。别人都是麻溜地拎走了，老周站在库房门口，搓着手说，“我不要行不行？”老李说你不要工资要不要？老周说工资是工资，这个是福利，我没做什么贡献，不好意思要。
老李气得骂他，“你干了三十年还叫没贡献？你给厂里做的那些工装夹具，哪一样不是省时省力的好东西？你再说这种话我把你那些东西全扔了。”
最后老周还是拎走了，但我知道他把那两桶油和一袋米送给了车间扫地的大婶。大婶的老伴瘫痪在床好几年了，家里就她一个人撑着。
这就是老周。活做得比谁都好，拿什么都觉得烫手。
大概过了半年，我终于弄清楚了老周不回家的原因。也不算弄清楚，就是拼凑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那是夏天，厂里接了一批急单，连续加班一个多星期。有天晚上下暴雨，我回不了家，就在更衣室里凑合一夜。老周把他的褥子让了一半给我，自己铺了块纸板睡在地上。我说不用，他就两个字，“躺着。”
那晚上雨大得吓人，铁皮屋顶被砸得砰砰响，像有人在天上倒石子。我睡不着，就跟老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我说老周你手艺这么好，怎么不自己出去干。
他说去哪。
我说随便哪个小厂当个师傅，或者自己开个店，修修农机什么的。
他说开过。九几年的时候，他老婆让他辞职开店，他就在镇上租了个门面，干了大半年。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老婆嫌开店不如打工稳定，又把店关了让他回厂里。没过两年，又嫌打工赚钱少，让他去学开车跑运输。他没去，他老婆就闹，说他窝囊，一辈子就守着个破厂，跟她那些姐妹的老公没法比。
“你老婆是做什么的？”我问。
“以前在纺织厂，后来厂子倒了，就去卖保险。”老周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说那你们后来怎么分的。
老周沉默了很久。雨声太大了，我以为他没听见，又或者不想回答，正准备换个话题，他突然说了一句。
“她嫌我不开窍。”
就这五个字。没有下文。
但我大概听明白了。一个女人，看着身边的人都发了财，自己男人还是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死工资，求他学车他不学，求他做生意他又把店关了，最要命的是，结了婚连家都不回，天天窝在车间里跟那些破铜烂铁打交道。争吵，冷战，掀桌子，摔碗，闹到双方家长出面，这些事我光想想就觉得头皮发麻。
老周不是开不了窍，他是不想开窍。他这种人，你让他去跑运输，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喝酒应酬递烟赔笑脸，他干不了。你让他去开厂当老板，算计成本利润，跟工商税务周旋，他也干不了。他就会干这个——拿着锉刀，把一块毛坯铁疙瘩变成图纸上要的那个样子，一分一毫都不差。
这个世界在催着他变，他自己不想变，也变不了。
那后来呢，你老婆就不回来了？
“她带着孩子搬出去了，说我不从这更衣室搬回家里，她就不回来。我想想也行，就继续住这儿了。”
“那你老婆呢？”
“离婚了。”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特别快，像吐一口痰，恨不得快点吐掉。
“多久了？”
“快十年了吧。”
我张了张嘴还想问什么，老周翻了个身，面朝墙，说睡吧，明天还要上班。我知道他不想说了。
雨还在下。我躺在老周的褥子上，闻着那股说不上来的味道——洗衣粉、机油、铁锈、还有年月久了衣服上那种旧旧的气息。这是老周的味道，也是这间更衣室的味道。
我想，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决心，才会在更衣室里睡三十年。或者说，一个人得有多大的无奈，才会除了更衣室没别的地方可去。
后来我慢慢从别人嘴里拼出了剩下的故事。离婚的时候，房子和孩子都判给了前妻。他每个月给孩子打抚养费，打了几年，孩子上了大学就不要了。他父母走得早，老家的房子早就塌了，兄弟姐妹各过各的，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见面客气得像远房亲戚。他其实攒了一些钱，不多，但够在县城付个首付。有人劝他买房，他不买，说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浪费。有人说给他介绍对象，他摇头，说不耽误人家。
他就这样，把自己安顿在这间二十平米的更衣室里，安顿了三十年。
这件事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全厂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不正常。或者说，每个人都觉得不正常，但每个人都懒得管。更衣室反正空着，他住他的，谁也没损失。夏天热了他自己弄了个小风扇，冬天冷了他多加一床被子。食堂有饭，澡堂有水，车间有活干。他一辈子就像一颗螺丝，拧在这台叫工厂的机器上，螺丝没松，机器就懒得管它。
我有一次问他，老周你想不想有个自己的家。
他说这不就是家吗。
我愣了一下，说这哪是家，这就是个更衣室。
他想了想，说，“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吃饭，有活干，这就是家。”
我看着他那张被灯光映得发黄的脸，突然觉得我跟他说家这个概念是残忍的。家是什么，家是有人的地方。老周的家里没人了。前妻跟别人过了，孩子在外地成了家，一年到头也不怎么联系。他回去干什么呢，回去对着四面墙发呆吗？
在更衣室里，他至少还有工友。早上有人来换衣服，他会跟人打个招呼。中午有人来抽烟，他会跟人聊两句。加班晚了，有人来拿工具，会跟他说一句老周还没睡啊。这些零零碎碎的人声、脚步声、开关柜门的咣当声，织成了一张网，兜住了他，没让他掉下去。
我后来离开了那家厂，跳槽到市里一家更大的机械公司。走的那天我跟老周告别，他正在修一把旧卡尺，头都没抬，就说了两个字，“保重。”
我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放在他柜子上。他抬眼看了一下，没说什么。
出了厂门我才想起来，我连他一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他没有手机，以前厂里统计过，他说不需要，有什么事打车间电话就行。我见过他的工牌，照片是十几年前的，脸比现在圆一些，头发比现在多一些，但表情是一样的——木讷，老实，眼睛里没有光也没有怨气，就那么平平静静地看着镜头。
半年后，我回了一趟老厂，办点手续上的事。一切都没变，厂房还是那个灰扑扑的颜色，门口的樟树还是那几棵，连门卫老孙头打瞌睡的姿势都跟以前一样。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胖阿姨还在，给我多打了一个鸡腿。我说老周呢，还住更衣室吗。
胖阿姨说，“可不是嘛，前两天还帮他晒了被子，那个褥子都硬成木板了，我说给他换一床，他说不用，睡着习惯了。”
我端着餐盘往车间走，路过更衣室的时候推门进去。老周不在，大概在车间干活。他的布帘子拉着，我没掀开，但从缝隙里能看到那床军绿色的褥子还在老地方，叠得方方正正，旁边多了一个东西——一台旧收音机，巴掌大，银色的壳子，天线竖着。
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转身走了。
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更衣室那扇小窗亮着灯，昏黄的一小片，像一块在黑暗里慢慢融化的黄油。
老周大概又坐在灯下看书了。
三十年了，他还活着，还在上班，还在那间更衣室里睡着。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是什么悲惨的事。它就那么存在着，像厂房角落里那个生了锈的台钳，谁也不会特意去看它一眼，但它就在那儿，咬着一块铁，一动不动的，等着下一个人来拧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