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本报记者 李 筱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当前已进入深入实施阶段。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扩大内需放在工作任务第一条，强调通过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来提振消费。
本期团结沙龙聚焦《方案》实施一年来的成效与下一步发力方向，围绕“增加收入”“增加优质供给”和“减轻后顾之忧”三个方向，邀请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专家学者分享见解、提出建议。敬请关注。
增加收入——让“钱袋子”鼓起来
记 者：中国人均GDP已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收入分配在影响消费的因素中处于什么位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政策措施，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伯超：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根源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仍不高。此外，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这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导致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利于稳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也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形成增收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陈 宇：收入分配在当前制约消费的因素中处于核心位置，但它不是简单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分得够不够、分配结构顺不顺、收入预期稳不稳的问题。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如果增收能更多地落到这部分人身上，消费释放就会更直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实质上是把促消费的重心从“补贴末端”前移到“夯实前端”，把短期刺激和长期机制连接起来，让扩大内需真正建立在居民有收入、有预期、有底气的基础上。
何玉梅：提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一是能够打破“低收入—低消费—低预期”的恶性循环，将收入增长导向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群体。二是可以弥补传统减税和补贴政策对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政策分割不同步的缺陷，实现精准施策。三是可以缓冲外部市场环境、新技术应用、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收入冲击。
该计划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推动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增加—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操作的制度化抓手；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内需自主性，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实现新旧发展动能的根本性转换。
记 者：与以往的收入分配政策相比，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最大的不同和突破在哪里？
何玉梅：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专项性、系统性和精准性。专项性体现在该计划有专门的政策议程、专门的资源配套和可量化的考核指标，以收入分配本身作为收入增长的前提；系统性体现在它将增收嵌入就业、教育、社保、财税、产业政策的协同网络中，避免政策之间无法有效衔接；精准性体现在对象精准、工具精准和时序精准上，确保每一分投入都能产生消费拉动和民生改善效应。
本轮增收计划的最大突破在于将分配政策从传统的社会保障补偿逻辑，转向要素市场公平参与和收益的逻辑。它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基础，精准回应不同群体最迫切、最真实的增收痛点。由此，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实现了从“事后调节”向“事前协同”的根本性跃迁。
唐斯斯：该计划的最大突破在于打通了“分配”与“生产”的联动机制。以往收入分配政策多为“切蛋糕”——提高低保标准、扩大转移支付，本质是事后调节。此次增收计划将收入增长嵌入生产环节，通过技能提升、产业升级、要素市场化，让居民在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同步增收。
记 者：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需要在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方面综合发力。当前最需要突破的是哪些方面？应如何施策？
陈 宇：目前最需要突破的是工资性收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覆盖面最大、传导最快、对消费预期影响也最直接。短期来说，转移性收入可以托底；中长期来说，真正决定消费能否持续扩张的，还是工资性收入。下一步应把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打通，把新增岗位和工资增长纳入重大项目评估，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治理拖欠工资现象，完善平台劳动报酬和社保接续规则，并把职业培训、技能等级与薪酬真正挂钩，让“技高者多得”从口号变成现实。
何玉梅：企业是国民财富的微观创造主体，经营性收入不仅是企业利润的直接来源，更是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支撑。因此，当前最紧迫的施策方向，是尽快修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具体而言，需要“清欠、减负、确权”三步联动。建立“应付尽付”的硬约束机制，将清欠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并设立专项周转资金，优先清偿中小微企业的逾期账款。系统清理涉企收费项目，实施“综合监管一次查”措施，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财产权，让企业家“敢投资、敢创造、敢创新”。
唐斯斯：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增收最具潜力的增长点，却也是当前收入结构中最薄弱的短板。相比于其他收入方式，它不依赖政府的持续投入，也不增加居民劳动负担，具备“自造血循环”能力，更能形成“滚雪球”效应。然而，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约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20%。突破财产性收入瓶颈的关键在于构建普惠型的财产性收入形成机制，让普通居民也能分享资本市场的长期增长红利，真正实现“钱生钱”。
增加优质供给——创造更多消费增量
记 者：从消费供给端看，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在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方面，还存在哪些明显的短板？哪些领域的供给缺口最为突出？
张伯超：从消费供给端看，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在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核心是供需结构性错配。供给缺口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消费品，养老育幼、医疗教育等民生服务，绿色智能、数字文创、定制化服务等新业态的产品和服务。这些短板抑制了消费潜力，须以高质量供给适配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畅通经济循环。
何玉梅：当前消费供给端的短板并非制造业能力不足，而是中国尚未完成从“世界工厂”向“服务经济主体”的战略转型。我国制造业的全球领先与服务业普遍性相对滞后形成了“非对称发展”局面，导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在商品领域得到较好满足，却在服务领域遭遇瓶颈。供给缺口最大的领域如养老、教育、医疗等，具有人力资本密集、需求弹性高、供给调整慢、制度约束强的特征。
安 庭：当前消费供给端最突出的短板是“供给多，惊喜少”。市场上标准化商品太多，但真正能打动人心、满足人们情感与文化需求的高品质供给仍显稀缺。其中有三个“高地”亟待攻克。一是银发经济。市场提供的不应只有养老床位和基础医疗，而应是包含综合护理、康复、社交、精神关怀的完整服务体系。二是精神消费。文旅产业仍停留在“门票经济”层面，缺乏能让人深度沉浸的文化IP和能引发共鸣的原创内容。三是终身成长。社会对职业技能更新、兴趣培养的需求爆发，但供给端仍以碎片化课程为主，缺乏系统性的个人发展支持体系。
靳 静：从消费供给端看，当前我国在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方面仍存在三个方面的短板。一是高品质、智能化商品供给不足。不少产品仍停留在基础智能阶段，在核心技术、算法能力和品牌溢价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高端需求仍有外溢。二是优质服务消费供给不足。文旅、文娱等领域同质化现象较明显，沉浸式、AI赋能体验供给不足；养老、康复、心理健康等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标准体系不完善，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三是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与生态滞后。冷链物流、数字基础设施在城乡间发展不均衡，数据流通与应用机制仍需完善，否则将制约即时零售、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发展。
记 者：增加优质供给与居民增收之间是什么关系？增收计划落实后，消费供给端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来承接即将释放的消费需求？
张伯超：增加优质供给与居民增收是互为支撑、双向循环的关系。居民增收会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倒逼供给升级；而优质供给能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产业效益，又能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二者缺一不可。
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落实到位后，居民消费需求将集中向品质化、服务化、绿色化升级，供给端需提前做好承接准备。一是加快中高端消费品研发制造，补齐国货品牌、智能健康产品等优质供给短板；二是扩大养老、托育、文旅、医疗等服务供给，提升标准化与便利化水平；三是优化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供给，改善线下体验等流通渠道；四是强化质量监管与品牌建设，稳定消费预期，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何玉梅：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在于有效总需求不足，供给端存在结构性短缺。因此，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实施后，最先释放的不是对过剩产能的需求，而是对短缺领域的补偿性需求。消费需求将呈现三个显著变化——服务消费占比上升、品质溢价接受度提高、个性化定制需求增加。供给端须提前做好以下四个准备：一是库存与产能再平衡。削减低端同质化产能，建立柔性生产体系，适应小批量、多品种订单。二是供给结构升级。增加研发与设计投入，推动品牌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三是资产配置重定向，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四是服务标准与监管配套。建立高质量服务认证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打破隐性准入壁垒。
安 庭：增收与优质供给是消费升级的“一体两面”。增收计划有效落实后，供给端必须提前布局、主动变革。首先，产业需要从“规模化生产”转向“精细化与个性化创新”，加大对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的自主投入，看数量更要看质量。其次，服务业态需深度融合，例如文化产业应更注重打造沉浸式、互动性体验。最后，要加快建设适应新消费的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化平台、物流体系及服务质量标准，以承接即将释放的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靳 静：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落实后，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供给端需针对上述短板提前布局、精准承接。要攻坚高品质智能供给，顺应AI赋能趋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满足品质化、个性化商品需求。要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扩大优质文化消费供给，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创新；提升养老、康复、心理服务专业化水平，完善行业标准，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缺口。要夯实新型消费基建，加快补齐城乡冷链物流、数字设施短板，优化数据流通应用，支撑即时零售、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发展，打通消费升级硬件与生态堵点。
记 者：近年来，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业态发展迅速。这些领域在扩大优质供给方面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还有哪些政策堵点需要打通？
张伯超：这些领域在扩大优质供给方面的可复制经验包括以场景创新拓展消费空间，以标准认证提升供给质量，以财税金融支持培育经营主体，以城乡流通体系建设扩大覆盖范围。
然而，当前仍存在不少政策堵点，主要表现在部分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偏高、隐性壁垒未完全破除；新业态监管规则不够适配，标准体系不完善；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待加强；部分领域政策协同不足，难以形成有效激励。下一步应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创新包容审慎监管，健全标准与统计体系，完善要素保障，推动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
陈 宇：这些新业态最值得复制的经验不是单点补贴，而是“场景+技术+基础设施+标准”的系统推进。数字消费靠的是数据识别需求、平台组织供给、即时配送完成履约；绿色消费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以旧换新、充换电网络、回收体系、标准认证被一起推进。以此类推，服务消费需求的提升仅依靠单个门店远远不够，必须做成文旅商体融合场景。
下一步，还要打通“服务业准入标准和跨部门审批规则碎片化”“数据流通、平台责任和个人隐私保护规则不够清晰”“绿色消费的回收、质检、二手流通和碳标识体系不够统一”“休假制度落实不足”四个方面的堵点，进一步破除制约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制度障碍。
靳 静：近年来，有诸多有效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如在深化场景融合创新上，一些地区依托文商旅体、老字号非遗、沉浸式体验等融合场景，以首发经济、IP跨界联动激活消费潜力。又如一些消费场景推动智能交互等数字应用赋能，以科技互动增强消费吸引力。再如，各地可用好政策精准引导，通过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有效撬动绿色大宗消费增长，带动绿色消费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目前还存在三个方面的政策堵点，首先是政策宣传普及不足，政策宣传推广力度有待加强；其次是消费资源布局不均，城乡、区域之间优质消费资源分配差距较大；最后是基础设施配套滞后，城乡数字设施和服务网络没能有效打通，阻碍了远程服务、即时零售等新兴业态的发展。
减轻后顾之忧——让居民“想消费”更“敢消费”
记 者：减轻后顾之忧既可以通过提高保障水平，也可以通过减少居民刚性支出来实现。这两种思路如何协同发力？
张伯超：当前政策通过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稳定居民预期，让群众敢消费、愿消费；同时，也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重点领域大力规范价格、整治乱象，着力减轻刚性支出负担。
这两种思路应协同发力、同向而行。一方面持续提升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覆盖面和待遇水平，健全长期照护、大病保险等制度，减少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聚焦住房、教育、育儿等民生痛点，规范收费行为，降低居民刚性支出压力。以强保障为居民兜底，以降支出为群众减负，双管齐下消除消费顾虑，真正把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
安 庭：近年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统筹与补助力度持续加大，公共住房、普惠托育等公共服务短板也在加快补齐。这旨在通过强化政府与社会责任，系统性降低居民在关键领域的刚性支出压力。
长远来看，这两种思路必须形成“双向减压”合力。提高保障意在筑牢安全网，稳定预期，而通过市场化改革与竞争，例如推动药品集采、规范教育收费、发展普惠金融等来“降低个人支出”，则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理想路径是政府主导筑牢基本保障底线，同时通过改革破除垄断、鼓励竞争，让市场提供更丰富、可负担的优质选择。如此，居民敢消费、愿消费的根基才能真正夯实。
唐斯斯：从长期来看，提高保障水平才是治本之策。这两种思路的协同应坚持以减少居民刚性支出为“先手棋”，赢得改革时间；以提高保障为“定心丸”，构建长期信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高频、小额的降支措施快速建立获得感，如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将更多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另一方面要同步给出中长期保障提标计划，形成明确的制度预期，如逐年增加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最终形成“短期减压+长期安心”的组合预期。
记 者：减轻后顾之忧能够释放预防性储蓄，但居民往往需要长期观察才会改变储蓄习惯。在政策设计中，如何处理好“长期投入”与“短期见效”之间的关系？
张伯超：在长期政策方面，要以久久为功的理念，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投入，完善社保体系，从根本上提振居民对未来个人福利保障的预期，扭转预防性储蓄倾向；短期则通过阶段性补贴、消费券、税费减免等直达快享措施，快速激活即期消费需求。
此外，要重点围绕稳预期做好相关制度安排，尽可能缩短居民观望周期。一方面加快民生领域改革落地，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保障增强、负担减轻；另一方面优化政策宣传与落地实效，提升居民获得感。以短期见效稳住消费基本盘，以长期投入巩固居民消费信心，形成当前能消费、长远敢消费的良性格局。
安 庭：短期来看，政策应聚焦于能快速建立信任、形成确定性感知的举措。例如，显著提高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医保门诊共济报销范围、实质性增加普惠托位等。这些是民众能直接体验到的“政策红利”，能有效传递“保障加强”的强烈信号，逐步扭转预期。长期而言，必须坚持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系统性、制度化投入，并通过立法巩固改革成果。
本期嘉宾
张伯超
民革上海市委会青工委副主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统计学与数量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 宇
民革党员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玉梅
民革党员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安 庭
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委
北京希肯国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靳 静
民建北京市委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唐斯斯
民建北京市委会经济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