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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除夕夜，大雪封山，母亲让我把村口新来的小寡妇请来家里过年|小寡妇|小梅|村主任|村长|素琴|过年_手机网易网 网易 网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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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除夕夜，大雪封山，母亲让我把村口新来的小寡妇请来家里过年

周哥一影视
周哥一影视
2026-05-15 11:53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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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我叫陈远志，今年五十六岁。坐在城里宽敞明亮的书房里，窗外是2026年的春天，小区里的樱花开了，粉白的花瓣被风吹落，铺了一地。儿子带着儿媳和孙子回来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完饺子，孙子嚷嚷着要放烟花。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夜空中炸开的绚烂烟花，忽然想起了四十年前，1986年的那个除夕夜。

那一年我十九岁，那一年的雪真大啊，大到封住了整座山，封住了出山的路，也封住了许多人的命运。就是那个除夕夜，母亲让我去村口把新来的小寡妇请来家里过年。她叫素琴，比我大几个月，从外省嫁过来不到半年就守了寡。那一天，我走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心里还在想，娘这是何必呢，咱们自己家也穷得叮当响，哪还有余力管别人。

可谁能想到，就是那一趟雪地里的路，改变了我一辈子。

我记得素琴站在村口那间破土屋里，窗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墙角堆着薄薄的一床被褥，灶台上冰凉冰凉，连一点火星都没有。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着，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就那么直直地站着，像一尊雕塑。

我说，嫂子，我娘让我来请你到我家过年。她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眼睛里空空的，像是雪后山里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她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去，说怕给我们家添麻烦。我急了，把母亲的嘱托又说了一遍，说了好几遍，她才松了口，跟我走出了那间冰冷的屋子。

雪还在下，我打着唯一的一盏马灯在前面走，她跟在后面，脚步很轻很轻，像踩在棉花上。偶尔回头，能看见她苍白的脸上映着马灯昏黄的光，眼睛望着远处黑漆漆的山峦，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母亲把家里仅剩的半只鸡炖了汤，又把藏了许久的几块腊肉蒸上。素琴坐在火炉边，低着头不说话，母亲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边包饺子一边和她拉家常，问她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我记得素琴开口的时候，声音很轻，说她是四川人，嫁过来不到半年，男人就出了事，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说完之后，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听到炉火噼噼啪啪地响。然后我看见母亲的眼眶红了，把手里的饺子皮放下，走过去抱住她，说：“闺女，别怕，以后你就有家了。”

那一夜，窗外的雪下得很大很大，可屋子里却出奇地暖和。素琴在我们家过了一个年，大年初一早上雪停了，她坚持要走，临走前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说是她老家的地址，让我三个月后去找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那张纸条，我揣在怀里，一直揣了好多年。

后来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曲折得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就像那年的雪，铺天盖地地来，等到融化的时候，却把一切都改变了个样子。

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从那一年除夕夜开始的。

第一章

1986年，我十九岁。

那时候的农村，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村叫青石岭，说是村，其实就是山沟沟里几十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地散落在山坡上。全村加起来不到两百口人，年轻人没几个，都往外跑了。我是少有的留在村里的后生，不是因为不想出去，是因为我爹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和我娘，还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妹妹小梅。

我爹是1982年走的，那年我十五岁，正是半大小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爹是上山砍柴摔下来的，脑袋磕在石头上，等村里人找到他的时候，身子都凉透了。那天晚上我和娘抱在一起哭，小梅还小，不懂事，拉着我的手问爹去哪儿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压在了娘的肩膀上。娘那年才三十七岁，头发却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村里五十岁的老太太还多。村里有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让我娘趁着年轻改嫁。可我娘咬着牙不松口，一个人硬是把我们兄妹俩拉扯大了。

那几年是真的苦。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饱饭，玉米面糊糊配咸菜，冬天连咸菜都没有，就是盐巴拌饭。我十六岁就不读书了，回家帮娘种地。家里承包了八亩山地，种玉米和土豆，老天爷赏脸就多收点，不赏脸就少收点。村里没通电，点的还是煤油灯，晚上一家人围着一盏灯，娘缝补衣裳，我和小梅就凑着光看书写字。

后来我跟着村里的老木匠李二爷学了三年手艺，攒了点钱，日子才算有了一点盼头。木匠活不累，但是技术活，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做完了主家给点工钱，日子总算比种地宽裕些。

1986年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有盼头的一年。李二爷说我可以出师了，以后接的活儿工钱全归自己。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想着再攒一年，就能把家里的破房子翻修一下，给娘和妹妹一个不漏雨的家。村里有人给我说亲，是后山的赵家姑娘，模样不错，就是彩礼要得高，张口就要八百块。八百块，在1986年是个天文数字，一般人结婚随份子也就一块钱，我们家一年到头攒个一百块就阿弥陀佛了，八百块，卖了我都拿不出来。娘为这事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嘴上说着不急不急，可我知道她心里急。

但娘从来没催过我，她总说：“远志，人这一辈子，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不要强求。”

我那时候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十九岁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多挣点钱，怎么让家里过上好日子，至于媳妇不媳妇的，反倒没那么上心。村里的后生们聚在一起，常常聊谁家的姑娘好看，谁家的小媳妇俊俏，我坐在一边听听就过去了。

说来也奇怪，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还没进腊月，山上就开始飘雪了，先是小雪，断断续续下了七八天，后来进了腊月，雪越下越大，一连下了三天三夜，把出山的路封得死死的。往年冬天也会下雪，可这么大的雪，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没见过几回。

路一封，山里山外就断了联系。原本说好赶在年前去镇上接的几件木工活，也只能作罢。我窝在家里，每天除了劈柴喂猪，就是帮娘准备过年的东西。腊月二十四，娘开始扫尘，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个遍，破旧的被褥也都浆洗了。腊月二十六，隔壁王婶家杀年猪，娘让人捎回来两斤五花肉，挂在房梁上风干。

那一年村里的年味其实不算差。土地承包到户已经好几年了，大家的日子都比前些年强些，至少过年的时候能杀得起年猪的人家多了。可我们家不行，我们没有年猪，娘养的猪夏天的时候染了猪瘟死了，那是我们家最大的损失。娘心疼了好一阵子，嘴上却说没事，说咱们有肉吃就行，管它是不是自己养的。

腊月二十九那天，村里来了个陌生人。

准确地说，不是“来”的，是被人送来的。村东头的刘大爷赶着驴车从镇上回来，车上除了年货，还坐着个年轻女人。刘大爷说是在镇上的车站碰见她的，说是嫁到咱们这边来的，男人死了，婆家不要她，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车站待了好几天，也没人管。刘大爷看她可怜，就顺路把她捎回来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半天工夫就传遍了全村。

寡妇。外乡人。十九岁。

青石岭巴掌大的地方，谁家媳妇生孩子、谁家娶了新娘子，不出一个时辰全村人都知道，何况是这么一桩事。大家伙儿议论纷纷，有说可怜的，有说晦气的，也有人说刘大爷多管闲事，带回来一个克夫的女人，万一再克了村里其他人怎么办。

八十年代的农村，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新思想也开始慢慢进来，但老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地长在很多人的心里。寡妇改嫁虽然法律上是合法的，可是在村里的舆论里，寡妇还是低人一等的，何况还是个外乡人，嫁过来不到半年男人就没了。有人说她是扫帚星转世，谁碰谁倒霉，也有人说她是被人从老家赶出来的，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我娘的耳朵里。

那天晚上，娘做好饭，我们一家人围在炉子边吃，萝卜炖粉条，配着玉米面饼子。娘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远志，今天村里来的那个姑娘，你听说了吗？”

我点点头：“听说了，刘大爷从镇上带回来的。”

“才十九岁，”娘又叹了口气，“和你一样大。你说说，这么小的年纪就守了寡，婆家不要她，娘家又远，她一个人可怎么活。”

小梅在一旁插嘴：“我放学的时候看见她了，住在村口那间老屋里，就是以前打更的刘爷爷住的那间。”

我一愣：“那屋子好几年没人住过了吧，墙都裂了缝，窗纸也破了个大窟窿，这种天住进去，不冻死才怪。”

娘的脸色更沉重了，好半天没说话，只是拿筷子拨拉着碗里的萝卜。忽然，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

“远志，明天就是除夕了。你明天下午，去村口把她请来，让她跟咱们一起过年。”

我和小梅同时愣住了。

“娘，你疯啦？”小梅第一个叫起来，“她可是寡妇，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说什么闲话？”娘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寡妇怎么了？你娘我也是寡妇，你们爹死的时候我才三十七，这些年我带着你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忘了？要不是村里有几个好心人帮衬着，咱们娘仨能有今天？”

小梅被娘一吼，缩了缩脖子不敢说话了。我也愣住了，娘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我们说过话。在我的印象里，娘永远都是和和气气的，再苦再累也没红过脸。

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炉子里的炭火发出轻微的哔剥声。娘的声音重新平静下来，但语气却更坚定了。

“远志，你听我说。娘这辈子最懂的就是一个人难过的滋味。你爹走那年，天塌下来了，要不是你张婶送来了半袋子米，咱们那年冬天就饿死了。后来娘一个人带着你们，村里人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可是也有人帮咱们。人活一世，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你要是见死不救，那你也就白活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她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冰窖一样的破屋子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咱们家是穷，可是多一双筷子的事还是能做到的。再说了，过年过年，不就是图个团圆热闹吗？多一个人，就多一分人气。”

娘说完这番话，拿起碗筷继续吃饭，像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娘的话，又想着村里那些风言风语。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怵的，不是怵那个姑娘，是怵村里人的嘴巴。青石岭这种地方，谁家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全村人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我是男的倒无所谓，可是娘和妹妹还要在村里过日子，万一被人戳脊梁骨怎么办？

可是娘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一个大小伙子，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还算什么男人？

第二天就是除夕了。

早上起来，雪小了一些，但还在下，细细密密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我劈完柴，扫完院子，又把娘提前准备好的春联贴上。红纸黑字，是我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但也图个喜庆。正房门口贴的是“爆竹声中辞旧岁，梅花香里报新春”，横批“万象更新”。

娘一早就开始忙活了。虽然家里东西不多，但她还是尽力张罗着。早上蒸了一屉白面馒头，这在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只有过年才能敞开吃。中午开始准备年夜饭的菜，萝卜、土豆、白菜，都是自家地里收的，唯一的荤腥就是挂在房梁上那两斤五花肉。娘把五花肉取下来，切成薄薄的片，码在盘子里，说要蒸一盘梅菜扣肉。其实哪有什么梅菜，就是咸菜，凑合着做了个咸菜蒸肉。

家里养了五六只鸡，都是下蛋的，娘从来舍不得杀。可是今天，她咬咬牙，让隔壁王叔帮忙杀了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说留着炖汤。

我到院子里帮忙拔鸡毛的时候，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这只鸡，娘养了好几年了，虽然不下蛋了，可是感情深着呢。每次我回来晚了，院子里就亮着一盏马灯，那只老母鸡就趴在灯下面，陪着我娘等我。

我把鸡毛拔干净了，端到灶房。娘正在切萝卜，手冻得通红。我忍不住说：“娘，今年咱们家比往年好啊，有鸡有肉有白面，以前过年哪有这么丰盛。”

娘笑了，手上的活儿没停：“是啊，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手艺人，明年多接点活儿，咱们家就能翻修房子了。到时候再给你说个好媳妇，娘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说：“您可别光想着我，您也得想想自己。”

娘瞪了我一眼：“我有什么好想的，有吃有穿就行了。”

下午三四点钟，雪又下大了。鹅毛大的雪花铺天盖地地落下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山都看不清了。娘站在门口看了看天，对我说：“远志，该去了。再晚雪更大，路上就更难走了。”

我穿上爹留下的那件军大衣，又戴上一顶带护耳的棉帽子，最后把娘递过来的一碗热姜汤灌进肚子里，准备出门。

临出门前，娘忽然叫住我，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和一小碗咸菜。她把布包包好，塞进我怀里：“去了别光说好话，把这个给她带上。今天除夕，她一个人肯定没准备吃的，先垫垫肚子，晚上再到咱们家吃年夜饭。”

我接过布包，觉得沉甸甸的。娘又叮嘱了一句：“说话注意点，别吓着人家。”

“知道了娘，”我推开院门，“您放心吧。”

外面的雪果然大得不行，一脚踩下去能没过小腿，走起路来特别费劲。村子不大，从我家到村口也就是一里多地，可是在这么大的雪里走，一里多地愣是走了快半个小时。雪花打在脸上，凉得钻心，我低着头，眯着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跋涉。

青石岭的冬天向来是冷清的，可是除夕这天，好歹还有点烟火气。家家户户门口贴了红春联，偶尔有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着炊烟，空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肉香。可是越往村口走，越觉得冷清。到了村口，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家的房子了，只有几棵光秃秃的老槐树，还有一间破败不堪的土坯房。

那就是刘大爷说的那间老屋。

以前住着打更的刘爷爷，刘爷爷前年冬天没挺过来，在那间屋里过世了。从那以后，这间屋就空了下来，没人打理，墙皮掉了大半，窗纸破得像蛛网。说实话，在村里人看来，这间屋不吉利，死过人，还不止一个。

我站在院子外面，喊了一声：“家里有人吗？”

院子里没有回应，只有风声和雪落的声音。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应。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积了很厚的雪，上面有一行浅浅的脚印，是今天早上新踩的。我走到门口，门没关严，露出一条缝。我敲了敲门框，隔着门缝往里面看。

“嫂子，在家吗？”

屋里光线很暗，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里面的情形。屋子不大，也就十来平米，墙角堆着一床薄薄的褥子和一床被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但能看出来很旧很旧了，补丁摞补丁。灶台上有几块干红薯，还有一只缺了口的破碗。靠墙堆着几根干树枝，大概是准备生火用的，可是灶坑里没有火星，冷冰冰的。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就坐在靠窗的地方，手里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低着头。听到我的声音，她抬起头来，我看清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眉目清秀，皮肤白净，长得不算多好看，但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乌黑，用一根红头绳扎在脑后，梳成一个简单的马尾。最让我心里一震的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大，却空空荡荡的，像大雪封山之后的山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那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更深的一种东西。我后来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那是什么——那是绝望之后剩下的平静。一个人哭够了，哭累了，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眼睛里就是那样的光。

她看见我，站起身来，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你是？”

我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下拉了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我叫陈远志，是村里陈木匠家的。我娘让我过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年夜饭。”

她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我不好去的。”

声音很柔，带着一点我听不出是哪里口音的话，但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我往前走了一步，忽然想起怀里的布包，赶紧掏出来递过去：“这是我娘让我带给你的，你还没吃饭吧？先垫垫。”

她看着那两个白面馒头，眼睛忽然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了下去。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接过去，动作很轻，像是怕碰坏了什么东西一样。

“谢谢。”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去，把馒头放在灶台上，可是没有吃。她站在灶台前面，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地抖动着。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哭，但我不敢问。

我想起娘的话，又鼓起勇气说：“嫂子，我娘说了，今天除夕，一家人就要团团圆圆的。你一个人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就跟我们一起去吃顿年夜饭吧。我们家就我、我娘和我妹妹，没有别人，你别嫌简陋就行。”

她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果然是哭过了。她咬着嘴唇，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娘……真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去，我真的不能去。”

“为什么？”

“我怕给你们家添麻烦。”她的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我命不好，谁沾了我谁倒霉。我才嫁过来不到半年，男人就……就没了。村里人都说是我克的，我要是去了你们家，万一……”

“你别听那些人瞎说！”我忽然激动起来，声音也拔高了，“什么克不克的，那都是封建迷信！我娘说了，人活一世谁没有落难的时候，帮一把怎么了？”

她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空洞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又是一丝感激，最后却还是摇了摇头。

“你不懂。”她说。

“我不懂？”我急了，“我爹死的时候我十五岁，我娘三十七岁守寡，一个人把我和妹妹拉扯大，吃的苦受的罪比谁都多。我不懂什么叫命不好？”

我的话像是戳到了她的痛处，她忽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眼眶里的泪水滚来滚去，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她哭了，但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砸在地上，又马上被冻住了。

“对不起。”她擦了擦眼泪，“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看着她哭，心里忽然揪了一下。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从来没对哪个姑娘有过这种感觉。十九岁的我，不太懂什么是心疼，但那一刻我确实心疼了。我看着她一个人待在这么一间破屋子里，大年三十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明明比我还小几个月，却要承受这么多东西。

“嫂子，”我的声音软了下来，“你就跟我去吧。你在这儿待着，我娘回头非骂我不可。”

她低头想了想，终于问了一句：“你娘……真的不嫌弃我？”

“嫌弃？”我忍不住笑了，“我娘要是嫌弃你，就不会让我大老远冒着大雪来请你了。她说了，今儿个你要是不去，我这年也甭过了。”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可是笑得很牵强，像是很久没有笑过的人忽然练习了一下。然后她说：“那……好吧，谢谢你娘，也谢谢你。”

她站起来，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外面又套了一件更薄的外套，系好扣子。然后走到灶台边，拿起那两个馒头，又放下，想了想，重新拿起来，小心地揣进怀里。

“留着路上吃。”她说。

走出屋子，雪还在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大概五点钟的样子。冬天的天黑得早，又是阴天，山路已经模模糊糊看不清了。我打着唯一的一盏马灯在前面开路，她跟在后面，脚步很轻很轻，如果不是雪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我几乎听不到她的脚步声。

走了一段路，我忍不住回头看她。她低着头，小心地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肩膀微微缩着，整个人在军大衣里显得格外瘦小。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积了薄薄一层，像白霜一样。马灯的光映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的，让她苍白的脸有了一点暖色。

“嫂子，”我犹豫着问，“你是哪里人？”

“四川。”她说，“广元那边。”

“四川？”我吃了一惊，“那可远着呢，你怎么嫁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雪地里只听到脚步踩雪的咯吱声，走了好长一段路，她才开口说话。

“我爹欠了人家钱，还不上，就把我许给了这边的一户人家。说是嫁，其实就是……”她顿了顿，“就是卖。”

我的脚步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但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1986年，早就是新社会了，我从小在学校里学的是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可现实生活中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个人……”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对你怎么样？”

“还好。”她说，“不算坏，至少不打我。”

这个“还好”和“不算坏”，让我心里堵得更厉害了。一个姑娘被卖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只要不打她，就算是“还好”了。这样的日子，她过了将近半年。

“他怎么了？”我问。

“秋天的时候上山打柴，摔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和我爹一样。”

我没有再问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拐过一个弯，远远地能看见我家的院子了。院门上贴着红春联，窗户里透出煤油灯暖暖的光，还有一缕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在漫天大雪中，那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忽然说：“嫂子，今晚的年夜饭有我娘炖的鸡汤，可香了。”

她的脚步停了一下，抬起头看向远处那盏温暖的灯光。雪落在她的睫毛上，模糊了视线，她眨了眨眼睛，睫毛上挂着的水珠掉了下来。

然后，我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笑。

那年除夕夜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

我们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娘正在灶房里忙活，锅里的炖鸡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肉香。小梅在堂屋里摆碗筷，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摆了三副碗筷和两盘凉菜。

听到院门响，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见我们一前一后进了院子，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

“可算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得厉害。”然后她看着素琴，眼睛里一点异样的神色都没有，仿佛来的就是自家的亲戚，“闺女，快进屋暖和暖和。”

素琴站在院子里，有些拘谨，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娘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手心贴着手背，把自己手上的温度传给她。

“冻坏了吧？进屋，灶台边暖和。”

素琴被娘拉着进了灶房，小梅跟在我后面，小声问我：“哥，她就是那个……寡妇？”

我瞪了她一眼：“别瞎说话。”

小梅吐了吐舌头，跑了。

灶房里，娘让素琴坐在灶台旁边的小凳子上，又往灶坑里添了两根柴。火苗舔着锅底，灶台边热乎乎的。素琴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直直的，像是进了别人家不敢放松。

娘一边忙活一边和她拉家常：“闺女，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哟，比我家远志还小几个月呢。”娘说着，手上的活儿没停，“老家是哪儿的？”

“四川广元。”

“四川？好地方啊，听说是天府之国。你怎么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了？”

素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家里穷，我爹……让我嫁过来的。”

娘手里的锅铲停了停，然后又继续翻炒起来。她回头看了素琴一眼，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色，但嘴上还是笑呵呵的：“来了就是缘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别见外。”

素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娘问。

“我爹……上个月也走了。在山上砍柴，摔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家里就剩我一个了。”

娘的手停了下来。她看着素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放下锅铲，走过去抱住她。娘的手上还沾着面粉，可是她不管，她把素琴的头按在自己肩膀上，像抱着小时候的我一样。

“闺女，别怕。”娘的声音有些发抖，“以后你就有家了。”

素琴的身子僵了一下，然后忽然软下来。我以为她会哭，可是她没有。她只是把头靠在娘的肩膀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什么东西。

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映得墙壁上都是橙色的光。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小梅也凑了过来，站在我旁边，小声说：“哥，娘说得对。”

“嗯。”我说。

“那咱们今晚有什么好吃的？”

“炖鸡，咸菜蒸肉，还有……”我低头看了看她，“你是关心这个？”

小梅冲我做了个鬼脸，跑回堂屋摆碗筷去了。

那顿年夜饭，是我们家几年来最丰盛的一顿，也是最特别的一顿。

桌上一共摆了六道菜：炖鸡、咸菜蒸肉、炒白菜、炖萝卜、拌粉条、炸花生米。放在现在来看算不上什么，但在1986年的青石岭，这已经是能拿得出手的规格了。娘还特意开了半瓶散装白酒，那是去年冬天李二爷给我的，一直没舍得喝。

四个人围坐在桌边，烛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红扑扑的。娘先给素琴碗里夹了一个鸡腿，素琴推辞了一下，娘又夹了一个给她。

“闺女，这是土鸡，肉紧实，你多吃点。”

素琴低着头，小小地咬了一口鸡肉。我看见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有哭出来。

“来，喝酒。”我举着碗，给每人倒了一小盅白酒，“今天过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娘端起酒盅，看了看素琴，又看了看我和小梅，说：“今天过年，娘很高兴。高兴的是咱们家多了个客人，更高兴的是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又过了一年。远志的手艺有了长进，小梅的成绩也不错，来年咱们家肯定会更好。”

然后她转向素琴，郑重其事地说：“闺女，你到了这儿，就是咱们青石岭的人。以后逢年过节，你就来我们家，别见外。你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但只要你愿意，这世上总有人会帮你的。”

素琴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给娘鞠了一躬，声音哑哑的：“婶子，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半年，您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的人。”

娘把她拉下来，拍拍她的手：“孩子，你什么也别说。吃饭。”

那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个把钟头。娘一直在说笑，讲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说有一年过年我爬树上去放鞭炮，结果把树烧了半个；又说小梅小时候贪吃，偷吃灶台上的年糕，粘掉了半颗门牙。我和小梅在一旁抗议，素琴却在旁边笑了好几回，虽然声音很轻，但那是真的在笑。

吃完年夜饭，村里开始陆续响起鞭炮声。我们家也放了一挂，五十响的土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在雪夜里格外清脆。小梅捂着耳朵躲在门后，却忍不住伸出头看。我和素琴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黑暗中炸开的星火，雪还在下，落在鞭炮的残屑上，被炸得到处都是。

放完鞭炮，娘在堂屋里摆上了瓜子和花生，又沏了一壶热茶。那时候没有电视，更别提春晚，过年最大的娱乐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唠嗑。外面是漫天的大雪，屋里是暖暖的炉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偶尔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鞭炮声。

素琴坐在靠炉子的位置，脸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看着比来的时候精神了不少。娘坐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像是母女俩一样亲热。

“闺女，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娘问。

素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婆婆那边不要我了，房子也被收回去了。这边我谁也不认识，不知道能去哪儿。”

“别急。”娘说，“你先在村口那屋住着，等开了春路通了，咱们再想办法。你要是愿意，可以留在青石岭，村里虽然穷，但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四川强。你一个女孩子，从这儿到广元，千山万水的，路费也凑不齐。”

素琴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娘留素琴在家里住，说除夕夜一个人回去太冷了。素琴推辞不过，就答应了。娘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自己和小梅挤一张床，我搬到灶房打地铺。素琴不肯，非要打地铺，最后还是被娘按在了床上。

临睡前，我端着热水去屋里给她们送。素琴已经躺下了，被子盖到下巴，只露出一张脸。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眼角好像湿湿的。

“嫂子，喝点热水再睡。”我把碗放在床头的凳子上。

她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忽然叫我：“远志。”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叫我的名字。

“谢谢你。”她说。

“谢什么。”我挠了挠头，“是我娘让我去的。”

“那也得谢你。”她的声音很轻，“也谢谢你娘。”

“行了行了，你早点睡吧。”我有些不好意思，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又问了一句：“远志，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停住脚步，回头看她。烛光昏暗，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只看到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像黑夜里唯一的两颗星星。

我想了想，说：“我娘说过，活着就是为了等日子变好。她说，人这一辈子，总有走夜路的时候，但只要心里有盏灯，总能走到天亮的。”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娘是个了不起的人。”

“那可不。”我笑了一下，“早点睡。”

我轻轻关上门，去灶房躺下。灶台里的火还闷着，地上铺了厚厚的干草和棉絮，倒也不冷。我躺在那儿，看着头顶的房梁，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很多事情。想着明天还要去谁家拜年，想着开了春能接什么活儿，想着刚才素琴问我那句话时眼睛里那两盏小小的灯火。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那是1986年的除夕夜，我十九岁。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个除夕夜只是一个开始。它就像雪地里埋下的一颗种子，等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就会破土而出，长出许多我没想过的枝枝杈杈。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是被鞭炮声吵醒的。

睁开眼睛，天已经蒙蒙亮了，雪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随时可能再下。堂屋里飘来煮饺子的香味，娘和小梅已经在忙活了。我翻身起来，洗了把脸，走进堂屋。

素琴也起来了，她帮娘在包饺子，手上粘着面粉，动作很利索。看见我进来，她点了点头，算打了招呼。

“远志，你去把院子里的雪扫一扫。”娘头也不回地说。

我拿起扫帚去扫雪。院子里的雪积了快一尺厚，扫起来很费劲。正扫着，听见隔壁王婶的声音。

“老陈家，新年好啊！”

我抬起头，看见王婶隔着矮墙站在自家院子里，手里端着一碗饺子，笑眯眯地冲我招手。可是当她的目光越过我，透过窗户看见屋里包饺子的素琴时，笑容瞬间僵住了。

“远志，”王婶的声音压低了，“你们家那个……是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就是我娘请她来过年。”我说。

王婶的脸色变得很微妙，欲言又止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憋出一句：“远志啊，婶子跟你说句实在话，寡妇……不吉利，你们家可得注意点。”

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但毕竟是过年，又是在院子里，我不好发作，只是冷冷地说：“谢谢婶子提醒，我们家不讲究这个。”

王婶撇了撇嘴，端着饺子走了。

我继续扫雪，心里却堵得慌。果然，娘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这还只是王婶看见了，等会儿村里人走家串户拜年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见，多少张嘴会在背后嚼舌头。

扫完雪回到屋里，饺子已经出锅了。热气腾腾的，娘还特意在饺子里包了一枚铜钱，说谁吃到就一年好运。我咬了一口，牙差点崩掉，铜钱从饺子馅里掉出来。娘笑着说，你今年要发财了。

素琴也笑了，那是一种我从来没在她脸上见过的轻松。虽然只是浅浅的笑意，但好歹比昨天的样子好了太多。

吃完早饭，素琴说要回去了。娘又给她塞了几个饺子，用碗装着，让她带回去中午热着吃。

我送她出门。雪已经不下了，但路上还是不好走，积雪没过脚踝，一深一浅地踩。走到村口的时候，远远地能看见几个早起的村里人站在路边聊天，看见我和素琴走在一起，纷纷转过头看，目光像是钉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当作没看见，继续往前走。

到了她那间破屋门口，她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塞进我手里。

“这是什么？”我问。

“我老家的地址。”她说，“三个月后，你要是得空，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她的意思：“找你？为什么要找你？”

她没有解释，只是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远志，昨晚我想了一夜。你娘说得对，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日子变好。可是等不是办法，得自己去争取。我在这边没有依靠，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等开了春，我想回四川去。”

“你一个人回去？”我心里忽然有点慌，“那么远的路，你一个女的，不安全啊。”

“总比在这里强。”她的声音轻但很坚定，“在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寡妇，知道我被婆家赶了出来，知道我一个人住在破屋里。回了四川，至少没人认识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沉默了。她说得对，在青石岭，她永远是被议论的对象。可是她一个人回四川，这一路上千山万水，一个女人独自上路，我怎么想都觉得不放心。

“所以，”她指着那张纸条，“三个月后，你来找我。”

“我找你干什么？”

“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现在不能说吗？”

“现在不能说。”她摇摇头，“总之你记住，三个月后，到这个地址来找我。”

我低头看了看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行地址：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河镇白果村。字迹娟秀但生涩，能看出来她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

我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衣口袋里。

“好，三个月后我去找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她笑了一下，转身推开院门，走进了那间破屋。门关上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远志，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说。

院门吱呀一声关上了。我站在外面，看着那扇破旧的木门，心里忽然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天上又开始飘起了雪花，我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拢了拢大衣，转身往家走。

走到半路，我看见路边有几个村里人聚在一起，鬼鬼祟祟地冲着村口那边指指点点，嘴里说着什么。看见我走过来，他们忽然不说话了，全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我快步走过去，却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陈家的后生跟那个扫帚星走这么近，小心倒霉。”

我的脚步停了停，但没有回头。我捏了捏口袋里那张纸条，只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

回到家，娘正在收拾碗筷。看见我回来，她问：“送回去了？”

“嗯。”

“那姑娘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我说，“就是说了些谢谢的话。”

娘看了我一眼，没追问，但从她的眼神里我总觉得她看出了什么。知子莫若母，娘大概是从我的表情里猜到了什么东西，但她没有点破。

过了一会儿，她说：“远志，今天大年初一，你去给李二爷拜个年吧。他教你手艺，对你恩重如山，你可得记着。”

我说好，就出了门。

李二爷住在村西头，是一间不大的青砖房子，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他是个鳏夫，老伴死了好多年了，一个人过日子。我到了之后，恭恭敬敬地磕了头拜了年，李二爷笑呵呵地给了我五毛钱压岁钱，说你这孩子学得不错，开春以后多接点活儿，攒钱娶媳妇。

然后他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听说昨天你娘把村口那个寡妇叫到家里过年了？”

我心里一沉，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还快。

“嗯，”我说，“我娘看她一个人可怜。”

李二爷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娘这个人，心肠太好。不过你得注意点，村里人的嘴巴可不太好，别让人说了闲话。”

我敷衍了几句，就告辞了。

回家的路上，我故意绕了一条远路，经过村口那间破屋。院门还是关着，但烟囱里飘出了一缕青烟。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至少她在生火取暖。

回到家，小梅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就跑过来说：“哥，咱们村里的王婶和张嫂中午来过，在院子里跟娘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在屋里听见她们说……说那个素琴的事。”

“她们说什么了？”

“她们说让娘别再管那个寡妇了，说她会给我们家带来晦气。王婶说咱们村又不是只有咱们一家，凭什么让我们家来管。”

“娘怎么说？”

“娘说……她说……”小梅模仿着娘的语气，“素琴以后就是我干闺女，谁要是说她闲话，先过我这一关。”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堂屋门上贴着的红春联，忽然觉得胸口一热。娘是个软性子的人，在村里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别人说什么她都听着，很少跟人红脸。可是为了素琴，她居然跟人杠上了。

那一刻，我觉得娘的形象在我心里一下子高大了好多。

大年初二，按照老规矩，是回娘家的日子。可是我们家没有什么娘家可回，娘的老家在江苏，隔着千山万水，只在爹活着的时候回去过一次。

那天上午，娘让我去素琴那里看看，顺便送去一些过年的东西。我到了村口，发现素琴不在屋里。院子里拴着刘大爷家的驴，素琴正和刘大爷站在路口说话。

刘大爷看见我，冲我招手：“远志，你来得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明天我去镇上给供销社送货，可以捎上素琴。你不是过年要去镇上拜年吗？跟我们一起吧。”

我看了看素琴，她微微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明天，素琴就要走了。虽然只是去镇上，不是回四川，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就是觉得空落落的，像少了什么东西。

晚上，我和娘说了这事，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送送她也好。”

大年初三，我起了个大早，穿上那件军大衣，揣着几个热馒头，去村口找素琴。刘大爷已经在那儿了，驴车上装满了货物，几个麻袋摞得高高的。

素琴坐在驴车边上，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外面套了件旧外套，头发还是那根红头绳扎着，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神情。

一路上，雪积得还是很厚，驴车走得很慢，刘大爷在前面吆喝驴子，我和素琴挤在麻袋缝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你到镇上怎么办？”我问。

“先去我婆家。”素琴说，“虽然他们把我赶出来了，但我的东西还在那儿，我得去取回来。”

“然后呢？”

“然后……我想在镇上找个活儿干，攒点路费。开了春，就回四川。”

我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四川那么远，你一个人走，我……我不放心。”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远志，你别担心我。我一个人从四川嫁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也走过来了。现在回去，也没什么可怕的。”

“那你让我三个月后去找你，是……”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还是那句话。

到了镇上，刘大爷去供销社送货，我陪着素琴去了她的婆家。

那是一个在镇子边上的人家，院子不大，但收拾得还算整齐。素琴进去的时候，我站在外面等着。不到十分钟她就出来了，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袱。

“东西拿到了？”我问。

“嗯。”她把包袱抱在怀里，“就这点东西了。几件衣服，还有我娘留给我的一个银镯子。其他的……都不在了。”

“你接下来去哪儿？”

“镇上有家小旅馆，后院是给外来做工的人住的，一个月只要几块钱。老板是个女的，人挺好，说我可以先去那儿住几天。”

我送她到旅馆门口，看着她走进后院那排低矮的平房。她站在门口冲我挥了挥手，说：“你回吧，路上注意安全。”

“三个月后，”我忽然说，“我一定去找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二次看见她笑，在冬天的阳光下，那个笑容像刚刚融化的雪水一样清澈。

“我等你。”她说。

我转身往回走，走出去十几步，忽然回头喊了一声：“素琴！”

她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

“你在镇上要是有什么事，就让人捎信到青石岭陈家，我马上来！”

她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刘大爷的驴车上，看着路两边白皑皑的山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素琴走了，离开了青石岭，从此以后村里人不用再议论她了。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她一起走了。

回到家，娘正坐在灶台边发呆。看见我回来，她问：“送到了？”

“送到了。”

“她有什么打算？”

“先在镇上干活攒路费，等开了春，就回四川。”

娘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说：“那个姑娘命苦啊。可是她眼睛里那股劲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远志，你记住，一个在外面能咬着牙活下去的女人，一定是个好女人。”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把娘这句话记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日子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正月初五，我接了开春以后的第一单木工活，是隔壁村一户人家嫁女儿，要做一套嫁妆。柜子、箱子、桌子，三样东西，工钱一共二十块钱。我干得很认真，每天都忙到天黑才回家。

正月十五元宵节，娘蒸了汤圆，豆沙馅的，甜甜糯糯的。吃汤圆的时候，娘忽然说了一句：“也不知道素琴那丫头在镇上怎么样了。”

我想了想，说：“娘，我想去镇上看看她。”

娘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去吧，把年礼给李二爷送去，顺道看看她。”

正月十六，我借了王叔家的自行车，蹬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雪路，到了镇上。我先去了李二爷的亲戚家送完了年礼，然后去了那家小旅馆。

旅馆的女老板姓马，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姐，人很爽朗。我问她素琴在不在，她说素琴出去干活了，在镇上一家饭店打杂，晚上才回来。

“那小丫头勤快，就是太闷了，不怎么说话。”马大姐说着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邻居。”我有点不自然地说。

马大姐的眼神里有一丝戏谑，但她没再多问，只是说：“你等她回来吧，厨房灶台上有热水，自己倒着喝。”

我坐在旅馆后院的走廊里等了大半个钟头，天快黑的时候，素琴回来了。

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粗布裤子，套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头发还是梳成马尾，但比过年的时候更瘦了。看见我，她愣了一愣，然后快步走过来。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我说，“我娘惦记你，让我带了些年货过来。”

我把一个布包递给她，里面有娘包的饺子，还有几块风干的腊肉。素琴接过去，眼眶忽然红了，但她很快抹了把脸，问我：“吃了吗？”

“还没。”

“走，我请你吃饭。”

她带我去镇上一家小面馆，要了两碗臊子面。三毛钱一碗，上面浇着肉末和葱花，香气扑鼻。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呼噜呼噜地吃着。

“你干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饭店老板是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十五块钱。攒上几个月，回去的路费就够了。”

“那你怎么突然想起回四川了？”

素琴放下筷子，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面，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娘死得早，我爹又把我卖了。在那边还有一个弟弟，才十四岁。我爹死了以后，他一个人跟着一个远房的姑姑过。我要是再不回去，弟弟以后怎么办？”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平静里面是沉甸甸的责任。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把弟弟养大。”她说，“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看着对面这个瘦弱的姑娘，忽然觉得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她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被卖到千里之外，男人死了，婆家把她赶出来，一个人孤苦伶仃。可是她没有被打倒，她还在想着怎么活下去，怎么把弟弟养大。

“素琴，”我说，“三个月后我去找你，到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现在不能说。”

她看了我一眼，眼角弯了弯，笑了。那是我第三次看见她笑，在面馆昏黄的灯光下，她笑起来比之前轻松了很多。

吃完饭，我骑着自行车回青石岭。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刺骨的冷，可是我心里是热的。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掏出那张纸条，借着煤油灯的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上面的地址。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河镇白果村。

三个月后，我要去那个地方。

至于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隐隐约约觉得，那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里，日子还是照常过，但我心里多了一个念想。每次做木工活的时候，一锯一凿，木头纷纷扬扬地落在脚下，我脑子里想的却都是三个月后去四川的事情。

我把这事告诉了娘。娘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我：“远志，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对那个姑娘有意思？”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娘叹了口气：“你心里有数就好。感情的事，娘不干涉你。只是你要想清楚，她是个寡妇，在咱们村里，这层身份会被人说一辈子。”

“娘，您不也是寡妇吗？这些年您怎么过来的？”我直视着她的眼睛，“您不是说过，不能因为别人的嘴，就过不好自己的日子吗？”

娘没有说话，她低着头，看着手上的针线活，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眼眶红红的。

“好孩子。”她说。

那一年的正月很快就过去了。出了正月，山里就开始解冻了，雪化了大半，山路也通了一段，但村里到镇上的路还是不好走。

正月底，我接到了一个在镇上干活的机会。隔壁村的张木匠在镇上揽了一桩大活儿，是给镇上的供销社做一个大门，工钱五十块，管吃管住，工期大概二十天。张木匠缺人手，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当然愿意。五十块的工钱，在1986年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关键还管吃管住，不用自己花钱。而且，去镇上干活，就能顺道去看看素琴了。

我到了镇上，白天在供销社干活，晚上就住在供销社的库房里。库房里堆满了麻袋和木板，我找了个角落铺上铺盖。每天收工以后，我就去那家小旅馆找素琴。

素琴白天在饭店里打杂，洗碗扫地切菜择菜，什么都干。晚上回旅馆，我就陪她在后院里坐一会儿，两个人聊聊天。

那些日子，是我十九年来最快乐的时光。晚上收工以后，镇上的老街静悄悄的，偶尔有几家店铺还亮着灯。我走到那家饭店门口，素琴正弯腰擦桌子。她抬起头看见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冲我笑一笑，那是我第四次看见她笑，比之前又自然了很多。

她从饭店出来，从怀里掏出两个热腾腾的馒头，说是老板让她带回去的，分我一个。我们两个人坐在旅馆后院的石凳上，一人一个馒头，就着开水吃，竟然觉得比什么都香。

“远志，”她忽然问我，“你觉得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娘说，图个心安理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别的都不重要。”

素琴没有说话，她抬头看着夜空中寥寥几颗星星，脸上有一种很安静的神情。过了很久，她说：“你娘真是个有智慧的人。”

二月中旬，供销社的大门做完了，我领到了五十块钱的工钱，准备回青石岭。临走前我去找素琴，给她留了二十块钱。

“我不要。”她拼命推辞。

“拿着，”我把钱塞进她手里，“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有了钱，再还给我。”

她咬着嘴唇，最后还是收下了。她把钱小心地藏在内衣口袋的最深处，那个位置贴着胸口。

“远志，再有几天我就该回四川了。”她说，“到时候我在家里等你。”

我点了点头。

回到家，我把剩下的三十块钱交给娘。娘很高兴，说今年咱们家的日子比往年好多了。可是当我告诉娘我要去四川的时候，娘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娘问我：“远志，你可想好了？那可不是隔壁村，是四川，千山万水的。去一趟要不少钱，而且你去了之后打算怎么办？”

“我去看看。”我说，“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要是她过得不好呢？”

“那我就帮她。”

“怎么帮？”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娘，我想娶她。”

娘没有说话。屋子里安静了很久，只听到灶台里的火噼噼啪啪地响。

终于，娘开口了：“远志，你还是先去找她吧。去了以后，看看情况再说。记住娘的话，结婚不是儿戏，你得起誓把命赔上，才能对一个女人好。”

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边接木工活儿攒钱，一边筹划着去四川的事情。二月底，我接到了一个大单，是村里一个叫陈老三的人家要盖新房子，需要做门窗和家具，整个活儿坐下来大概能挣两百多块钱。

陈老三这几年在外面搞副业挣了点钱，是村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出手也大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干，从早到晚都泡在陈家的院子里，锯木头刨木板钉钉子，一干就是一整天。娘心疼我，每天都做好饭送到工地上来。有一次送饭的时候，娘看着我手上磨出的水泡，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盛了一大碗鸡汤，那是我长这么大喝过的最好喝的东西。

三月中旬，春暖花开，山路彻底通了，村里开始热闹起来。素琴托人捎来口信，说她已经回到了四川老家，在纸条上的那个地址等我。

我知道，我该动身了。

那天晚上，我认认真真地收拾了行李。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娘塞给我的腊肉和馒头。最重要的东西，是怀里那张纸条。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起了床。娘已经在灶房里给我煮了一碗饺子，是临行前的“上马饺子”，寓意一路平安。

我吃完饺子，背上帆布包，站在院子里给娘磕了个头。娘把我扶起来，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路上小心。到了之后，找人写封信回来。”

“嗯。”

“钱够不够？”娘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这些年攒的私房钱，总共三十二块六毛钱。

“娘，您留着，我有工钱。陈老三刚结了账，我带了两百块，够用了。”我把她的手推回去，转身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小梅在后面喊：“哥，你一定把素琴嫂子带回来！”

我回头笑了笑，冲她挥了挥手，然后踏上了去四川的路。

那是我十九年来，第一次出远门。

从青石岭到镇上，走了一个多钟头；从镇上到县城，坐公共汽车坐了三个小时；从县城到广元市，先坐汽车到市里，然后转绿皮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的全是人，空气里混杂着烟味和汗味。我挤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站着，看着窗外的田野和山峦飞速后退，心里想着，素琴当初也是这么来的吗？一个人，孤孤单单，被卖到千里之外。

到了广元市，还得再坐汽车到青川县，再从青川县到沙河镇，然后还要走一段山路，才能到白果村。

前前后后，我走了两天一夜。

那一路上的辛苦就不多说了，反正我长这么大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等我终于站在白果村的村口时，两条腿都软了，脚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肩膀上被帆布包带子勒出了红印子。

白果村跟我们青石岭差不多，也是山沟沟里的一个小村子，但比青石岭还要偏僻，房子更破一些，路也更窄一些。村口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树下有几个老头在晒太阳，还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蹲在路边抽烟。

我走过去，问那个年轻人：“请问，素琴家住哪儿？”

年轻人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戒备：“你是哪个？”

“我是……她的朋友，从外地来的。”

“外地？”年轻人站起来，比我矮半个头，但看上去很壮实，“你找她做什么？”

“来看看她。她让我来的。”

年轻人的眼神更奇怪了，他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然后说：“跟我来吧。”

他领着我往村里走。白果村不大，走了几分钟就到了村后面。那里有一间很破的土房子，墙皮都快掉光了，屋顶上长着干枯的野草。

“就在那儿。”年轻人指了指那间屋，“不过我可提醒你，素琴姐家里现在乱着呢。”

“乱？怎么乱了？”

“她爹欠了村长家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这次素琴姐回来，村长家的人找上门了，天天来闹，让她父债女偿。”

“凭什么？”我脱口而出。

年轻人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意味：“你是外地人吧？在这儿，村长说的话比法律还管用。我劝你别掺和，赶紧走。”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间破屋前面。

我定了定神，走过去敲了敲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素琴站在门口。几个月不见，她瘦了一大圈，眼窝都陷下去了，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见我，她先是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眼眶一红，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远志？你真的来了？”

“我说了三个月后来找你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怎么样，还好吗？”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没说出口，屋里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谁来了？”

素琴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然后，从屋里走出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旧的干部服，叼着一根烟，眯着眼睛打量着我。

“这是谁？”中年男人问素琴。

“我……我朋友。”素琴的声音有些发颤。

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两眼，然后不屑地笑了笑：“外地的？怎么，素琴，你叫帮手来了？”

“你是谁？”我问。

“我是白果村的村长，姓白。”中年男人吐了一口烟，“这丫头她爹欠了我家一千块钱，现在人死了，账还没清。我找了她好几次了，一直躲着不见。今天既然你来了，正好做个见证——这钱，你替她还不还？”

“她欠的钱凭什么她还？”我反问，“是她爹欠的，又不是她欠的。”

“嘿，你个小外地佬挺横的啊？”白村长脸色一沉，“老子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心思，把她嫁出去是为了让她干活攒钱还债的。现在人嫁出去又跑回来，这钱我找谁要去？”

“你把她嫁出去，是卖出去！”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年代？你还搞买卖婚姻那一套？”

白村长的脸彻底黑了。他往前逼了一步，几乎贴到我脸上：“你小子很狂嘛，来我的地盘这么说话？”

素琴在后面拉我的袖子，小声说：“远志，别说了。”

但我没有退缩。那一刻，我想起素琴一个人在那间破屋里过年的样子，想起她被村里人说成扫帚星的样子，想起她一个人千里迢迢从四川嫁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我说了又怎么样？”我盯着白村长的眼睛，“她欠你的钱，我替她还。但你要记住，还了钱之后，你不能再来骚扰她。”

白村长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你替她还？你一个小外地佬，哪来的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在1986年确实是一笔巨款。我身上一共两百块钱，连零头都不够。

但我没退缩：“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去借钱。”

白村长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怀疑，但最后还是说：“行，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还不上钱，就别怪我不客气。到时候这个女人，我有的是办法让她从白果村滚出去。”

他说完，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大步走了。

院子里安静下来。素琴站在门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远志，你走吧。”她哭着说，“这事你管不了。”

“管不了？”我转过身看着她，“你让我三个月后来找你，就是为了让我看着你被欺负？”

她愣住了。

“素琴，你告诉我，你让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低着头，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说：“我……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等我在这边安顿好了，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然后她又摇了摇头，眼泪甩在手上：“但现在这情况，我不能拖累你。一千块钱，你怎么还得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她：“你爹当初是怎么欠的这笔钱？”

“我爹从我叔那儿借钱，后来又从我堂兄手里借了些，再加上我爹给村长的亲戚干了一年的活儿，工钱没给，村长家趁机就按一千算了。”素琴说着又流下了眼泪，“村长这么欺负我们家，就是看我们家没个男人。”

我说：“你别哭，我来想办法。”

离开素琴家之后，我在白果村转了一圈。说实话，这个村子比青石岭还穷，村民住的房子大都是泥土房，窗户糊着塑料布，出门的路也坑坑洼洼的。

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被村长家的人欺负的，不止素琴一家。可大家伙儿敢怒不敢言，因为村长手里有权，可以分派救济粮，可以承包好地。谁要是得罪了他，日子就不好过了。

三天时间，一千块钱，怎么凑？

我先是去了镇上的邮政局，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让娘把家里的钱都寄过来。但我知道，就算娘把所有的积蓄都寄来，也凑不够一百块钱。

然后我又去了白果村周边几个村子，看看能不能接点木工活。可是人生地不熟，根本没人搭理我。

第三天下午，我坐在白果村口的银杏树下，一筹莫展。太阳快落山了，明天就是白村长说的最后期限。

正在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是素琴的朋友？”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

“是的，您是？”

“我是她三婆。”老太太在我身边坐下，“我都听说了，你在帮她还债。你是个好孩子。”

“可我凑不够一千块钱。”我苦笑。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孩子，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走进村后面的一间小屋。屋里很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太太打开一口老旧的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露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

“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大概有三百块钱。”她把布包推到我面前，“你拿着。”

我愣住了：“三婆，这可使不得。”

“拿着吧。”老太太说，“素琴她娘死得早，我看着她长大的。这丫头命苦，好不容易遇到个真心帮她的人，我不能眼看着她被毁了。”

我接过布包，觉得眼眶发热。

“三婆，我以后一定还您。”

老太太摆摆手：“还什么还，你们把日子过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三百块钱，加上我身上的两百，还差五百。

第四天上午，我站在素琴家门口，等着白村长来。素琴站在我旁边，手紧紧攥着衣角，脸色苍白。

白村长果然来了，还带着两个年轻的汉子，一看就不是善茬。

“钱呢？”他叼着烟问。

“我凑了五百。”我把布包放在门前的石桌上，“剩下的五百，我分期还。每个月还五十，十个月还清。我给你写欠条。”

白村长哈哈大笑：“分期？你以为我是银行？说好了三天，三天就得还清。”

“我没别的办法了。”我说，“你不是让我替她还吗？我现在凑不够，你给我宽限几个月。”

“不宽限。”白村长一挥手，对那两个年轻人说，“去，把她从屋里拖出来。”

两个年轻人刚要动手，我一下子站到门口，挡住了他们。

“你们凭什么动她？”我盯着白村长。

“凭什么？凭我是这个村的村长！”白村长走到我面前，“你小子想耍横？就你这小身板，还耍横？”

他没有说错，我的确不是打架的料。十九岁的我，个子在村里不算矮，可常年干木匠活，人很瘦，根本不是那两个壮汉的对手。

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从村口传来：“都给我住手！”

我们回头一看，一群人正往这边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婆，她后面跟着黑压压的一大群村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足足有二三十号人。

白村长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三婆拄着拐杖走到白村长面前，声音不响，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白村长，这些年你们白家欺负人欺负够了吧？素琴她爹欠你的钱，你早就扣了他的工钱，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逼得一个女孩子走投无路？”

白村长嘴角抽了抽：“三婆，这是我家和素琴家的事，您别管。”

“谁家的事？都是一个村的，谁家的事不是大家的事？”三婆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些年你仗着村长身份做了多少事？别以为村里人不知道。你要是再敢欺负人，我就去县里告你！”

后面的村民纷纷附和：

“对！告他！”

“欺负寡妇，算什么本事！”

“白村长，你也太贪了！”

白村长脸色铁青，看看三婆，又看看后面的村民，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什么狠话来。在村里，辈分这种东西还是有分量的。

“好，好，你们等着。”白村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那两个年轻人也灰溜溜地跟着走了。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素琴忽然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她没有出声，但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一颗颗砸在地上。

三婆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像抱孙女一样抱在怀里。

“丫头，别怕。”三婆的声音沙哑的，“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

那天晚上，我在素琴家吃饭。说是吃饭，其实就是煮了一锅土豆。素琴的弟弟，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坐在角落里，一直偷偷打量我。

吃完饭，我和素琴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大概是农历十五左右，月光洒在地上，像是铺了一层银子。

“远志，”素琴忽然开口，“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答应过你啊。”我说，“三个月后，来找你，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转过身，看着她。月光下，她的脸有一种朦胧的美，那双眼睛不再是除夕夜那种空空洞洞的样子，里面有光，有活的温度。

“我喜欢你。”我说。

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说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

素琴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又掉下来了。可是这一次，她是哭着笑的。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她擦了擦眼泪，“我是个寡妇，我命不好，谁沾了我谁倒霉。你不怕吗？”

“我娘也是寡妇。”我说，“她一个人把我和妹妹拉扯大，吃了那么多苦，可从来没说过自己命不好。她说，人这一辈子，只要心里有盏灯，总能走到天亮。”

素琴没有说话，她只是低头看着地上的月光。

过了很久，她说：“远志，你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还不能跟你走。弟弟还小，我得把他养大。等我弟弟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一定去找你。”

“我等你。”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笑了。那是我第五次看见她笑，月光下，她笑得很好看。她忽然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手心里全是老茧。可是那一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一双手。

我在白果村又待了几天，把村里几户人家的家具修了一遍，算是感谢他们帮素琴出头。那些人家都很热情，听说我是远道而来的木匠，纷纷请我去家里吃饭。

临走前，我把三婆的钱还给了她，又把自己身上的钱留了一百块给素琴。她死活不肯要，最后我说是借给她的，她才勉强收下。

回青石岭的路上，我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心里很平静。来的时候，心里是忐忑的，不知道四川之行会发生什么。回去的时候，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至少有了方向。

我知道，这一生，我可能和这个叫素琴的女人分不开了。

回到家，娘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怎么样了？”

我把四川的经历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娘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远志，素琴是个好姑娘。她受了这么多苦，还惦记着弟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要等她，娘支持你。”

小梅在旁边嚷嚷：“哥，你什么时候去把素琴嫂子接回来？”

“你急什么？”我笑着弹了一下她的脑门，“你哥我还得攒钱呢。”

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攒钱，把素琴和弟弟接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拼了命地干活。木工、泥瓦、搬运，只要给钱的活儿，我都接。夏天的时候，镇上有建筑队在修公路，我去干了两个月，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手上磨出了老茧，肩膀晒脱了皮，一天能挣十块钱。

秋天的时候，我攒够了钱，又去了一趟四川。

这一次，素琴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弟弟也长高了一截，看见我来了，比上次热情多了，大概是知道我是谁了。

我把攒的钱交给素琴，说：“这些钱，够你们姐弟俩来青石岭过安稳日子了。”

素琴看着我手里的钱，没有接。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坚定。

“远志，我不能要你的钱。”她说，“我要靠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再欠任何人了。”她看着远处的山，声音很平静，“我爹欠了债，被人欺负了一辈子。我从婆家被赶出来，也欠了人情。现在我要靠自己把弟弟养大，不靠任何人。”

我当时心里是有些不理解的。后来我慢慢明白了，素琴这一生，被“欠”字压得太辛苦了。欠了债被人欺负，欠了人情心里过不去。她想要的不是施舍，而是堂堂正正靠自己双脚站在地上的尊严。

“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跟我走？”我问。

“三年。”她说，“三年后弟弟满十七，可以自己出去打工了。到时候我就去找你。”

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说：“好，三年后我来接你。”

那天晚上，素琴亲手给我做了一顿饭。她做了酸菜鱼，说这是她们四川的正宗做法，鱼是从河沟里捞的，酸菜是自己腌的。我吃了三碗饭，撑得走不动路。

吃完饭，她送我到村口。月亮还是那么圆，山路静静的，只有蛐蛐在叫。

“远志，”她忽然说，“这三年，你还会给我写信吗？”

“会。”我说，“每个月都写。”

她笑了。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个笑容好看得让我心里发颤。

回去的路上，我在火车上想了一夜。三年，我要在三年里攒够娶媳妇的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好，给娘和妹妹一个不漏雨的家，等素琴和弟弟来了，让他们有地方住。

这三年，够我拼的。

但我心里有底。

因为我知道，山的另一边，有一个人也在等我。

从1986年那个大雪封山的除夕夜开始，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被雪覆盖的山路，弯弯曲曲的，绕来绕去，但最终会汇成一条路。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绵延不绝的大山，心里忽然想起娘说过的话。

人这一辈子，总有走夜路的时候，但只要心里有盏灯，总能走到天亮的。

素琴，就是我心里的那盏灯。

从白果村回来之后，时间好像忽然就快了。也许是因为心里有了盼头，日子再苦也不觉得苦了，反而觉得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

我开始了一个人的奋斗。

木工活照做，但我不再满足于在村里接点小活儿。李二爷有一个老主顾在镇上开家具店，姓孙，人称孙老板，专门收购手工家具然后转卖给县城里的人。李二爷帮我牵了线，我每个月给孙老板供两套桌椅，一套能挣三十块。单靠这一项，一个月就有六十块的固定收入，比在村里零打碎敲强太多了。

除了供家具，我还接装修的活。镇上陆续有人盖新房，需要做门窗、打柜子，我手艺好，要价又不高，慢慢地在镇上也有了些名气。有人专门跑到青石岭来找我做活儿，这在以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那两年，我几乎没歇过一天。天不亮起床，天黑透了才收工，手上的茧子一层盖一层，右手大拇指因为常年握刨子，关节粗了一圈。

但我心里是踏实的。每个月发了工钱，我留一部分给娘，剩下的全都攒起来。娘知道我攒钱做什么，从来不多问，只是每天晚上给我留一盏灯、一碗热饭。有时候我回来得实在太晚，她就坐在灶台边打盹，锅里的饭菜还温着。

小梅也懂事了，放了学就帮我娘干活，喂鸡、扫地、择菜，像个大姑娘了。有一回她偷偷问我：“哥，你攒了多少钱了？”我笑着说：“快够娶你素琴嫂子了。”她高兴得直跳，好像比我还急。

那几年，我和素琴靠书信往来。

每个月写一封信，雷打不动。我文化不高，字写得歪歪扭扭，有时候一句话想半天不知道怎么下笔，可我还是坚持写。写我在镇上又接了什么活儿，写娘的身体好不好，写小梅的学习怎么样。素琴的字比我还丑，但她写得长，每次都有三四页纸，写白果村的变化，写弟弟的成长，写她又在山上开了多少荒地。

有一回她在信里写，弟弟期末考了全班第一，她高兴得哭了一场。我看着那封信，眼睛也红了。我知道，对她来说，弟弟就是她的命，弟弟有出息，她吃的所有苦就都值了。

那一年夏天，她写信说，三婆过世了。三婆走得很安详，临走前还念叨着素琴，说让她好好过日子。素琴在信里说，三婆是她这辈子除了我娘之外，遇到的第二个不求回报对她好的人。她在三婆坟前跪了一整天，膝盖都跪肿了。

我看着那封信，眼前浮现出三婆苍老的面容。那个从箱底掏出三百块钱给一个陌生人的老太太，那份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年冬天，我专门去了一趟白果村，给三婆上了坟。我在坟前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头，说：“三婆，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素琴的。”

那是1988年的冬天，距离我们约定的三年之期，还有一年。

1988年发生了不少事。

那年春天，青石岭通了电。电线从镇上拉到村里，虽然电压不稳，经常跳闸，但好歹有了电灯。我再也不用凑着煤油灯的光看信了，娘也不用摸黑纳鞋底了。

那年秋天，小梅考上了镇里的初中，在村里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娘高兴得逢人就夸，说她闺女有出息，以后要上高中、上大学。村里人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学，能认几个字就行了。娘气得跟人吵了一架，说我家闺女想上到哪儿就上到哪儿，你们管不着。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当着娘的面说这种话了。

那年冬天，我攒够了盖房子的钱。我没有盖新房子，而是把老房子彻底翻修了一遍。换了新瓦，补了墙缝，把漏雨的屋顶修得严严实实。原来的土墙重新抹了白灰，窗户换了新的木框，灶房也扩了半间。做门窗的木材是我亲手挑的松木，结实耐用，能用好几十年。

翻修完那天，娘站在院子里，看着焕然一新的老屋，忽然哭了。她抚摸着新刷的白墙，说：“你爹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我搂着娘的肩膀，说：“爹在天上看着呢。”

1989年春天，隔壁邻居王婶张罗着给我说亲，说镇上有个姑娘条件不错，爹是粮站的职工。我拒绝了，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王婶的脸色不好看，回去跟人说我鬼迷心窍，等着一个没见过几面的寡妇。

这话传到娘耳朵里，娘没有多说，只是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忽然问我：“远志，你和素琴多久没见了？”

我说：“快一年了。”

“那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我说，毫不犹豫。

娘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1989年夏天，三年之期终于到了。

素琴的弟弟已经满了十七岁，高中没考上，但学了一门手艺，在广元市的一个工厂里当学徒工，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素琴来信说，她那边的事情安排好了，可以来青石岭了。

我接到信的那天晚上，激动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从青石岭到广元，又是两天一夜的路程。

三年了，这条路我走了好几趟，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第一次去，心里是忐忑的；中间去，心里是期盼的；这一次去，心里是踏实的。

因为这一次，我是去把她接回来的。

到了白果村，素琴已经在村口等我了。

三年过去，她变了很多。不再是1986年那个瘦得脱相、眼神空洞的女人了。她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了，穿着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头发还是扎着马尾，但比之前精神多了。她的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那是这三年里我第七次看见她笑。

“你来了。”她说。

“来了。”我说。

她带我去了她家。那间破土房已经修补好了，院子里种着菜，门口的鸡笼里养着几只母鸡。房子虽然还是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一看就是有人用心打理着。

弟弟不在家，在广元市上班。素琴把弟弟的房间指给我看，墙上贴满了奖状，桌上摞着课本和作业本。

“弟弟走的时候哭了一场，说舍不得我。”素琴的声音有些哽咽，“可我知道，他长大了，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你把他照顾得很好。”我说。

“可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才发现这个家真的好空。”她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说，“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想，等我弟弟大了，我就去找你。可是现在弟弟真的走了，我反而有点害怕。我怕我到了青石岭，又是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万一……”

“你怕什么？”我打断她，“我不是在那儿吗？我娘也在，小梅也在。以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远志，走吧。带我去青石岭。”

她收拾了一个包袱，比三年前那个旧布包袱大了不少，里面有她的换洗衣服，有弟弟留给她的照片，还有她娘留给她的那个银镯子。她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老屋，然后关上门，跟我走了。

走到村口那棵银杏树下的时候，她停住脚步，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年，”她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也有很多人帮过我。三婆、村长选举后被撤职的新村委班子，还有那些帮我说话的乡亲们。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看他们的。”

然后她转过身，大步向前走去。

“走吧，”她说，“该往前看了。”

从白果村到广元市，从广元市坐火车到我们县城，再从县城坐汽车到镇上，最后从镇上走回青石岭。前前后后，走了将近三天。

素琴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偶尔转头问我一些关于青石岭的事。村里的路修好了吗？我娘身体怎么样？小梅长高了没有？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她听得很认真。

走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把西边的山染成了金红色，村里的炊烟升起来，空气里飘着柴火和饭菜的香味。

我和素琴并肩走进青石岭村。一路上，碰见了不少村里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们。有几个嘴碎的妇女在路边交头接耳，大概是在议论，陈家的后生真的把那个寡妇接回来了。

我当作没看见，素琴也当作没看见。

走到家门口，娘和小梅已经等在院门口了。

看见我们，小梅第一个跑过来，一把抱住素琴：“嫂子，你可算来了！”

素琴被她抱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笑了。这是我第九次看见她笑。

娘走上前，看着素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闺女，瘦了。”

素琴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哽咽着说：“婶子，我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娘拉着她的手，“进屋吧，饭都做好了。”

那天晚上，娘又做了一桌子菜，和1986年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一样丰盛。素琴坐在我旁边，小口小口地吃着，偶尔抬起头来，眼眶还是红红的。

吃完饭，我带她去看翻修好的老屋。新瓦片在月光下闪着灰白色的光，白墙干干净净，窗户框是我亲手打的松木窗，散发着淡淡的木香。我给她准备的房间在南边，窗户朝南，采光最好，被褥都是新的，枕头上绣着牡丹花——那是娘亲手绣的。

素琴站在房间里，看着这一切，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

“远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想娶你。”我说。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三年的书信往来，无数次深夜里的思念，几百个日日夜夜的期盼，全都在这一刻化作了这句最直接的话。

素琴看着我，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照在她红红的眼眶上。

“我是一个寡妇，”她说，“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我娘也是寡妇，”我说，“可她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可是这一次，她没有哭出声，她只是走到我面前，踮起脚尖，轻轻地抱住了我。她的身体很轻，衣服上有淡淡的皂角香味。

“好，”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我嫁给你。”

那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回到青石岭之后，素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村里人的嘴巴，比我预想的还要碎。虽然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风言风语真的扑面而来时，那种感觉还是很难受。

有一次，素琴去河边洗衣服，旁边几个妇女一边洗一边聊天，看见她过来，忽然都不说话了。等素琴走了，她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克夫的寡妇，嫁一个男人死一个男人，现在缠上了陈家的后生，陈家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这些话说得很难听，素琴回来后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她听见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以为她睡着了，轻轻摸了摸她的脸，摸到了一手的湿——她在偷偷地哭。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从小到大，别人说我的坏话，我可以跟人干架，可以不理他们。可对素琴来说，她已经在别人的嘴里被嚼了三年了，那些风言风语对她是另一种折磨。她已经习惯了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可是当她决定跟我来到青石岭的时候，她希望的是新的开始，而不是新的一轮流言蜚语。

一个月下来，素琴明显憔悴了一圈。她不抱怨，也不在我面前哭，但每天早上起来眼睛都是肿的。

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对我说：“远志，素琴这样下去不行。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还得活出个样子来。咱们得让她在村里站稳脚跟，让她找到自己的位置。光靠我们护着，不够。”

那时候正好镇政府办了缝纫培训班，国家在搞开发式扶贫，鼓励农村妇女学一技之长。娘听说后，就让我去镇上给素琴报了名。素琴开始不肯去，说怕花钱，娘说这是免费的，不去白不去。

素琴每天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去镇上上课，晚上再走回来，学了整整两个月。她本来手就巧，学得很快，结业的时候还拿了第一名。回来以后，她让娘帮忙打听，村里有没有人家需要缝补衣裳或者做新衣裳的。

刚开始没人找她。毕竟在大家眼里，她是个外来的寡妇，谁愿意把衣裳交给一个不知道底细的人做呢？

第一个转折点是隔壁王婶家的事。那年冬天，王婶的女儿要出嫁，做嫁衣的裁缝临时有事来不了，急得王婶团团转。娘听说了，就带素琴去了王婶家，让素琴试试。

王婶本来是不愿意的，但架不住娘的面子，把布料给了素琴。素琴熬了两个通宵，赶在婚礼前两天把嫁衣做好了。当她把嫁衣展开放在王婶面前时，王婶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

那不是一套普通的嫁衣。素琴在镇上培训的时候学到了最新的裁剪手法，她没有照搬传统的样式，而是把老式的宽袖改成了微微收起的袖口，领口加了一圈她自己琢磨出来的暗纹，腰身收得恰到好处，裙摆的褶子一层一层叠得整整齐齐。整件嫁衣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可就是比村里老裁缝做的都好看。

王婶摸着嫁衣，眼泪掉了下来，拉着素琴的手说：“素琴啊，婶子以前嘴碎，说过你的坏话，你可别往心里去。”

素琴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从那以后，找素琴做衣裳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手艺好，做活儿细致，价钱也不贵，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客源。从王婶家开始，到邻村，到镇上，她的名气一点点传开了。

到了1989年年底，素琴手里攒下了一笔钱。这笔钱不算多，但在青石岭，一个女人靠自己的本事挣到钱，在这个小山村里面是件稀罕事。村里人看她的眼光，也渐渐变了。以前背地里叫她“克夫寡妇”的人，现在开始叫她“素琴师傅”。虽然只是称呼变了，但对素琴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她还做了一件让我特别佩服的事——把那间破土房翻修了。

那间破土房是当年她刚来青石岭时住过的，后来一直空着。素琴找到村主任，提出要把那间房租下来，改成她的裁缝作坊。村主任是后来选举换上的新人，为人还算公道，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租金象征性地收了一点。

素琴用自己挣的钱，把那间破屋修葺一新。墙重新抹了白灰，窗户换了她自己缝的厚棉帘子，屋里摆了一台村里人合用的老缝纫机，又添了一张裁剪的大木桌。那间曾经让她在除夕夜冻得发抖的破屋子，如今成了她的天地。

开业那天，她站在作坊门口，看着那间焕然一新的小屋，眼睛红了。她转身看着我，说：“远志，我终于有自己的地方了。”

那一年，我们在村里的处境，从被议论的对象，变成了被认可的人家。人们不再说“陈家捡了个寡妇”，而是说“陈家有福气，娶了个能干的媳妇”。这个转变，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1990年腊月，素琴告诉我一个消息——她怀孕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素琴坐在院子里，低着头织一件小孩的毛线衣，嘴角挂着浅浅的笑。那是我第十一次看见她笑。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1991年春天，素琴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出了意外。

那天她去邻村送衣裳，回来的时候路过一条小河，河上的木桥年久失修，桥面有一块木板朽了。素琴踩上去的时候，木板断了，她整个人掉进了河里。

河水不深，但春寒料峭，河水冰凉刺骨。

她被路过的人救上来时，浑身都湿透了，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我赶到的时候，她躺在河边的石头上，两个村里的婶子正在给她换干衣裳。

看见我来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远志，孩子……孩子……”

我被她的眼神吓到了。那种眼神，又变成了1986年除夕夜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那种眼神——空洞、恐惧、绝望。

我把她抱起来，拼命往镇上的卫生院跑。山路颠簸，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可我不敢停。素琴在我怀里，双手死死地抓着我胸口的衣服，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流进我的领口里。

到了卫生院，医生检查完以后，摘下口罩，看着我们摇了摇头。

孩子没了。

素琴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天花板。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浑身冰凉，像一块石头。

娘赶来了，看到这个场景，什么都没说，转身去了医院的食堂，做了碗热汤面。她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素琴，素琴不张嘴，她就那么端着碗等着，等了好一会儿，素琴才张开嘴，喝了一口汤。

“婶子，”素琴忽然开口了，声音哑得像砂纸，“是不是我真的命不好，老天爷不让我有孩子？”

娘把碗放下，握住素琴的手，一字一顿地说：“闺女，你说什么傻话。你看看你身边这个人，这么多年他是怎么对你的？他为你跑了多少趟四川，为你攒了多少年钱，为你吃了多少苦？他不是老天爷给你的吗？老天爷能把这么好的男人给你，怎么会不让你有孩子呢？”

素琴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大颗大颗地砸在枕头上。她哭了很久很久，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然后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远志，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我擦掉她眼角的泪，“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

那一年秋天，素琴又怀孕了。

这一次，我紧张得不得了，恨不得把她捧在手心里。她出门送衣裳，我放下手里的木工活也要跟着；她去河边洗衣服，我替她端着盆子，在河边守着她洗完；她弯腰拿个东西，我都要抢在前面。素琴嫌我婆婆妈妈，我却一点都不敢马虎。

娘看着我紧张的样子，笑着说：“你这孩子，你爹当年也这样。”

这一次素琴也没出什么意外，怀胎十月，顺顺当当。

1992年春天，四月十四，素琴在镇上的卫生院生下了一个男孩，六斤八两，哭声响亮得像唢呐。

我抱着那个红彤彤的小东西，看着他在我怀里皱着脸扯着嗓子哭，我一个大男人也哭了。素琴躺在床上，虚弱地看着我和孩子，嘴角弯起来，那是我第不知道多少次看见她笑。

“远志，你看，他有你的眉毛。”她说。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那个皱巴巴的小团子眉眼还没长开，哪里分得清像谁。可是素琴说有，我就说有。

“就叫福生吧，”我说，“希望他这辈子福气满满，再不像咱们一样吃苦。”

娘看着怀里的孙子，笑得合不拢嘴，但笑着笑着就哭了。她说：“要是你爹能看到就好了。”

那一刻，我想起1986年除夕夜，那个大雪封山的晚上，母亲让我去村口把素琴请来家里过年。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后来的这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我的人生又会走上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现在的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福生出生以后，我们的生活忙碌了很多。素琴白天带孩子，晚上等福生睡了以后还在灯下做衣裳。她的裁缝手艺越来越好，镇上专门有人来定做衣裳，她的名气从村里传到了镇上。

我的木工生意也越做越大，和李二爷合伙在镇上开了个小木工作坊，专门做桌椅板凳，还接装修的活儿。这几年镇上盖新房的人越来越多，木工活供不应求。

到了1995年，家里的日子比十年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福生三岁了，正是最皮的时候，满院子跑，追鸡撵狗，摔倒了就自己爬起来，从来不哭。素琴说这孩子随我，皮实。我说随她，因为她的骨子里，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那年春节，素琴破天荒地主动说，要把村里那些曾经帮过我们的人请到家里来吃一顿饭。李二爷、王婶、村主任，还有几个当初帮素琴说过话的乡亲们，一共坐了满满一大桌。

素琴亲自下厨，做了她的拿手菜酸菜鱼。那天晚上，屋子里坐满了人，酒杯碰得叮当响，笑声把屋顶都快掀翻了。

李二爷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远志啊，你小子有眼光。当年村里人都说素琴是扫帚星，就你和你娘认准了她。你看现在，谁不羡慕你们家？”

王婶也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她对素琴说：“素琴妹子，婶子当年嘴碎，得罪你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婶子看了也替你高兴。”

素琴笑着给王婶添酒，说：“婶子，过去的事，不说了。”

那天晚上，大家散了之后，我和素琴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福生已经睡了，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偶尔吹动枣树的枝条，发出沙沙的声响。

素琴忽然挽住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这个动作她做得很自然，像是做了无数次一样。

“远志，你说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呢？”她轻声说，“1992年福生出生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一转眼，福生都三岁了。”

“日子就是这样啊，”我说，“一天一天地过，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走了这么远。”

“你还记得吗，1986年除夕夜，你打着马灯去村口接我，回来的时候雪下得那么大，我在后面跟着你，看着你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是因为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你们对我好，什么都不图。”

我说：“我图你啊。”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很多年前的笑声，清澈得像雪化后山涧里的水。

1996年秋天，素琴忽然收到一封信，是她的老家白果村寄来的。写信的是她的弟弟，说他已经从工厂辞了职，跟着一个老乡去了深圳打工，说那边是经济特区，机会多，工资高，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

这封信让素琴沉默了好几天。我察觉到她有心事，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半天才说出来：“远志，我想把弟弟接过来。他在深圳那么远，我不放心。”

我说好。我们积攒的钱已经够多了，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而已。弟弟从小跟着素琴长大，姐弟情深，我也能理解。

1997年春天，素琴的弟弟到了青石岭。他已经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了，一米八的个子，比我还高半个头，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见到素琴的第一眼，这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哭了，扑通一声跪在姐姐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姐，这些年苦了你了。以后我来养你。”

素琴扶起他，眼泪止不住地流，嘴上却骂他：“你个小兔崽子，谁要你养，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福生那时候已经五岁了，围着他舅舅转了好几圈，仰着头问：“你是谁啊？”

弟弟蹲下来，摸摸福生的头，说：“我是你舅。”

“舅是什么？”

“舅就是你妈的弟弟。”

“哦，”福生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宣布，“那你得听我妈的。”

院子里爆发出一阵哄笑。那是我们家笑声最多的一天。

弟弟来了以后，跟着我学木工。他学得很快，到底是年轻，手上有劲，脑袋也灵光，不到半年就能独立做一套桌椅了。我们爷仨——我、弟弟，再加上李二爷，在镇上的木工作坊正式挂了牌，叫“福生木工社”。这名字是素琴起的，说福生是我们家的宝贝，木工社就用他的名字，以后他长大了也知道，他爹他舅靠这门手艺把他拉扯大的。

1998年的春节，是我记忆里最热闹的一个年。

家里四世同堂谈不上，但好歹有七八口人。娘、我和素琴、福生、弟弟，再加上小梅和她老公（小梅已经嫁到了镇上，在供销社当会计）。院子里支了一口大锅，炖了整整一只羊，满院子都是羊肉的香味。

福生穿着素琴亲手做的新棉袄，满院子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混着他咯咯的笑声，把冬天的冷气都炸碎了。弟弟端着一碗酒敬我，说：“哥，谢谢你。我姐这辈子遇到你，是她的福气。”

我说：“傻小子，是我遇到她，才是我的福气。”

旁边正在切菜的素琴听见了，没有转过头来，但我看见她切菜的手停了一下，肩膀微微抖动。

晚上守岁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炉火边，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这一年的雪和往年一样大，可是屋子里的暖意，却和往年不一样。因为人多了，话多了，笑声多了，连炉火似乎都比往年烧得更旺。

娘坐在最中间，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精神很好，抱着福生不撒手。福生窝在她怀里，困得眼皮打架，还舍不得睡，说要等到十二点放鞭炮。

素琴靠在门框上，看着满屋子的人，脸上带着一种很满足的笑容。我走到她身边，挨着她站着。

“高兴吗？”我问。

“高兴。”她说，“远志，你知道吗？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命苦。我娘走得早，我爹把我卖了，嫁了个男人没半年又没了，婆婆把我赶出来，一个人孤零零的。我那时候想，老天爷大概是不愿意让我过好日子。”

“然后呢？”

“然后除夕夜，你打着马灯出现在我面前，带我回家，你娘给我夹鸡腿，你妹妹偷偷塞给我糖。从那天开始，我就不信命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眶里有泪光，但嘴角带着笑。

“远志，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愿意嫁给你。”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屋子里炉火烧得通红。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还是那么粗糙，可我觉得握着它，比握着什么都踏实。

“别说下辈子了，”我说，“这辈子能跟你过，我已经很知足了。”

岁月真的不饶人。

好像一眨眼的工夫，时间就走到了2010年。福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青石岭村第一个大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素琴哭了。那是高兴的眼泪，她说，我这一辈子没文化，可我的儿子能上大学。

娘是在2015年走的，那年她八十二岁。

走的那天是个秋天，院子里的枣树结满了红彤彤的枣子。娘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说有点累，想回屋躺一会儿。素琴扶她进屋躺下，给她盖上被子，她说想吃枣，素琴去院子里摘了一把，回来的时候，娘已经闭上了眼睛。

走得很安详，脸上还带着笑。

下葬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李二爷拄着拐杖来了，王婶来了，连当年那些说过我们闲话的人也都来了。人们站在山坡上，看着黄土一铲一铲地把棺材盖上，有人叹气，有人抹泪。

我在娘的坟前跪了很久，膝盖都跪麻了。我说：“娘，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素琴，照顾福生，您在天上看着我们就行。”

素琴哭得最凶，她趴在坟前，说：“婶子，您走得太早了，您还没有看到福生娶媳妇呢。您放心，以后我年年来看您，给您烧纸钱。”

后来村里人说，我娘这辈子不容易，守寡这么多年，把一双儿女拉扯大，积德行善，才能走得这么安详。我想，娘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事，就是1986年除夕夜，让我去村口把素琴请来家里过年。

到了2026年，我和素琴都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福生长大了，在省城工作，结了婚，媳妇是个城里姑娘，个子小小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对素琴很孝顺。每次回来都帮素琴做饭洗碗，素琴嘴上说不用不用，心里却欢喜得不得了。

今年除夕，儿子带着儿媳和四岁的孙子回来过年。小家伙在院子里满地跑，把福生小时候追过的那些鸡又追了一遍，把福生小时候爬过的那棵枣树又爬了一遍，闹得整个院子里鸡飞狗跳。

素琴在灶房里忙活，炖鸡、蒸鱼、包饺子，灶台旁边热气腾腾的。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角堆满了皱纹，背也微微弯了。可她脸上的笑容，和四十年前那个除夕夜相比，多了一份从容和踏实。

四十年了，我们从青石岭走到了今天。当年那个大雪封山的除夕夜，那个在破屋里冻得发抖的小寡妇，那个打着马灯在雪地里跋涉的穷小子，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可是有些事情，从来没有变过。

晚上守岁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一大家子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转头问素琴：“你还记得吗？1986年除夕夜，你临走前塞给我一张纸条，让我三个月后去找你，说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去了，你就跟我说了一句‘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想见你’。”

素琴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怎么，你还在想这件事？”

“我想了好多年了，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你这人，四十年了还问。”她笑着摇摇头，然后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轻声说，“其实那天晚上，我就想告诉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娘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我想谢谢你，也想告诉你，不管发生什么，我这辈子都记得那个除夕夜，记得你打着马灯站在风雪里的样子。”

窗外的烟花在夜空中绽开，噼噼啪啪的声音把黑夜炸成了一片绚烂的彩色。孙子趴在窗台上，指着天空兴奋地喊：“爷爷！奶奶！快看，好漂亮！”

我看着素琴，她看着窗外的烟花，眼睛里映着五颜六色的光。

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不管是苦是甜，不管是顺是逆，只要身边有一个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的人，就什么都不怕了。

雪还在下，就像四十年前的那个除夕夜一样。

可是这一次，没有人再在风雪里踽踽独行了。

我们都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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