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初，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打了近20天，我军攻占谅山、老街等重镇，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10个团，毙敌37300余人，俘敌2200余人，战略目标基本达成。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各部队开始交替掩护，陆续回撤国内。
我炮兵部队
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所有人都觉得，战争就要结束了。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一支从未真正打过仗的部队，却主动申请进入越南境内，想抓住战争的尾巴“锻炼”一下。谁都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整个自卫反击战中最大、也最令人痛心的一场悲剧。
这支主动求战的部队，是陆军第50军150师。
在此之前，150师长期是个搞生产的乙种师，种地修路是主业，军事训练只能排在后面。因为边境局势突然紧张，部队在战前几个月紧急扩编，兵员从六千多人一下子膨胀到一万一千多人，新兵占了将近七成。很多战士入伍才几个月，枪都没摸熟，更别说什么丛林作战经验了。说白了，这就是一支仓促拼凑起来的新兵队伍。
战争打响后，150师一直作为预备队在国内待命，看着兄弟部队在前线建功立业，全师上下求战情绪极高，三番五次向上级请战。终于，在部队开始回撤时，上级批准150师出境，担负掩护友军撤退、清剿残敌和打扫战场的任务。
对越自卫反击战举行誓师大会
全师官兵摩拳擦掌，以为这是捞战功的最后机会，却没人意识到，越南的丛林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3月6日，150师从水口关进入越南，最初几天还算顺利，没遇上什么像样儿的硬仗。可到了11日，部队接到回撤命令，问题就来了。摆在师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大路，跟随友军原路返回，安全稳妥；另一条是向北翻越天丰岭，走小路，顺便清剿沿途可能藏匿的残敌。
师长刘同声主张走大路，毕竟部队新兵多，地形又不熟，安全第一。可随师行动的军工作组却坚决反对，带队的副军长关豁明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不趁这个机会“打点仗、锻炼部队”，回去怎么交代？在关豁明的坚持下，448团被一分为二：团主力沿大路往回走，前指率二营等部，硬着头皮扎进了那条充满未知的小路。
这个分兵的决策，成了灾难的第一步。
3月11日中午，走小路的二营在那嘎一带，突然遭到越军有预谋的伏击。越军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那些喀斯特地貌下的岩洞、石缝、密林，全是天然的掩体和射击阵地。一时间，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二营瞬间被打懵了，部队被压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首尾难顾。步话机里传来的全是呼救声。
团部得知二营被围，立即提出全团回头增援，师部也表示同意。可是，军工作组再一次介入了。关豁明连着两次否决了全团回援的方案，只同意派出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带着1连和8连，沿着同样的小路去救。这种一点一点往里添兵的做法，在军事上有个难听的叫法：“添油战术”，基本等同于送死。
果不其然，这股援兵还没接近二营，自己也被越军切断了退路，困在了群山之中。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中国军人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就在448团陷入绝境的时候，一条来自上级的、要求150师沿公路跟随大部队回撤的关键电报，竟然被机要员当成普通文件“误销”了。于是，师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上级原本的意图是让他们安全撤回。
这一封消失的电报，直接掐断了最后一丝避免悲剧的可能。
被困在山林里的部队，情势越来越绝望。越军不断收紧包围圈，用迫击炮和机枪朝着我军阵地反复轰击扫射。二营和增援部队被分割成好几块，弹粮将尽，伤兵满营。更致命的是，团前指在慌乱中做出了一个决定：分散突围。
在原始森林里，面对熟悉地形的敌人，分散突围基本等于把部队打散，让战士们各自逃命。
命令一下，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建制瞬间崩溃了，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干部找不到战士，战士找不到干部，整个部队像一盘散沙，被越军一口一口吃掉。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发生了那件让全军震惊、也令无数人至今难以释怀的事。
8连指导员冯增敏和连长李和平，在山头上召集了支委会。他们讨论的不是如何拼死突围，也不是如何组织最后的抵抗，而是做出了一个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决定：集体放下武器，向越军投降。就这样，8连成建制地交出了枪。
这种从红军时代“三湾改编”以后就从未有过的事情，在那个夜晚成了现实。
最终，448团有7个连队被围，542人失散，其中219人被俘，丢失武器四百多件。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总共被俘239人，仅448团一个团就占了202人。
消息传回国内，高层震怒。战后的调查处理毫不手软。负有直接指挥责任、多次越级干预决策的副军长关豁明被撤职，从副军级降为正师级。带队投降的冯增敏、李和平回国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两人均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85年，曾经承载了无数新兵热血与期待的150师，在著名的百万大裁军中也被撤销了建制，彻底消失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