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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北师大民俗学

2026-05-16 07:03 ·北京 ·优质人文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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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读书会—

《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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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6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举办第十二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线上读书会。本次读书会围绕李若建教授的《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一书展开。顾展鹏同学担任主讲人，闫艺馨同学担任主持人，所揽月同学与王培育同学担任与谈人。民俗学专业多名硕博生共同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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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环节」

顾展鹏同学首先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缘起与基本框架。他指出，作者对谣言问题的关注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民间秘方传闻，以及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的大规模“抢盐”风波。这些在今天看来明显违背常识的集体行为，促使作者追问：为何此类谣言能在特定时间内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顾展鹏同学围绕本书对谣言的定义与性质、典型案例分析以及谣言生成机制的反思三个方面展开了分享。

在“谣言”的定义与性质方面，顾展鹏同学指出，本书从较为狭义的层面将谣言界定为一种“非官方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包含虚假成分的信息”。但作者同时也在书中指出，这一定义主要服务于本书的研究对象，现实中被认作谣言的现象远不止于此。首先，散布虚假信息者并不一定都是非官方主体，事实上，官方参与塑造谣言的情形同样存在。其次，谣言并非完全虚假，它往往是部分真实信息与虚构内容的混合体，或是在对真实信息重新讲述和建构的过程中发生了错置。再次，谣言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某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广泛相信的信息，可能在后世被重新界定为“谣言”；反之，一些最初被视作谣言的内容，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被赋予新的解释。因此，谣言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虚假信息，而应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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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分析部分，顾展鹏同学重点介绍了书中“毛人水怪”的典型谣言。该谣言中的“水怪”形象通常被描述为浑身长毛、来无影去无踪，专门袭击路人并摘取器官。其传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早于1946年至1947年间出现在江苏大丰一带，至1953年至1954年间扩散至山东、苏南、安徽、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波及范围颇广。顾展鹏同学指出，这一传播区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但谣言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地区扎根，并不只是政治因素所致，还与灾害频发、民夫征用、水利工程修建、基层治理压力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苏北至鲁西南一带长期水灾频仍，民众被大量征调参与水利工程，工作条件艰苦，抵触情绪较为普遍。在这一背景下，“夜间有毛人水怪出没”的说法不仅构成了一种对现实不安的解释，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众回避夜间出工、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

顾展鹏同学还特别指出，在谣言传播最盛之时，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流动人口与边缘群体。外来者、游方僧人、石匠等最容易被怀疑为水怪化身而遭到殴打甚至致死。他联系孔飞力《叫魂》中的相似情形指出，这几乎构成了一种经验性规律：传统乡村社会对陌生人的深层恐惧与不信任，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便会集中爆发，而这些边缘群体恰恰缺乏为自己申辩的能力和资源。

在反思与启示部分，顾展鹏同学进一步提炼了作者对于谣言生成机制的理解。第一，民众相信谣言，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愚昧或非理性。在特定情境中，民众往往是基于自身经验、生活处境与既有认知做出判断，其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实际上存在一套自洽的解释逻辑。第二，谣言并不只是虚假信息的传播，它同时也是一种大众话语形式。当民间缺乏正常表达渠道时，某些无法进入正式言说体系的情绪、诉求与不满，便可能通过谣言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第三，对谣言的治理不应止于追查造谣者与压制造谣行为，更应进一步反思谣言得以滋生的社会条件。作者指出，只有真正理解谣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愚昧无知”指责民众，才可能有效减少谣言的发生。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缓解贫困带来的恐慌情绪、建立更为通畅的社会表达渠道，才是消解谣言土壤的更重要路径。

「与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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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所揽月同学主要从民俗学与都市传说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回应。她将《虚实之间》与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的《消失的搭车客》进行了对比。她指出，《虚实之间》更强调谣言与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和集体心理之间的关系；而《消失的搭车客》则运用了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搜集、分类、比较八大类都市传说及其诸多异文，揭示其叙事结构、传播机制与文化隐喻。尽管二者方法不同，但它们均认为谣言和传说折射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

王培育同学则从民间叙事的文化基础出发进行了补充。她认为，“毛人水怪”之所以能够被相信，与地方社会本就存在的水怪、水神等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水患频繁的地区，相关叙事往往并不只是单纯的想象，而是与自然环境、灾害经验和地方记忆长期交织的结果。因此，谣言中的“水怪”形象并非偶然出现，而是依托于地方社会已有的叙事资源。也正因为人们对这种叙事形式并不陌生，它才能在短时间内被迅速理解并传播。她进一步指出，本书的一个重要启发在于，谣言不应仅被视作需要澄清和消除的对象，它本身即是一种值得被认真解读的社会信号，透过谣言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情绪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