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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那个被中美都需要的巴西人

故事暗涌
故事暗涌
2026-05-15 17:2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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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里唯一的巴西人

代表团里唯一的巴西人

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代表团的名单流出来的那一刻,半导体圈子里有人盯着其中一行字看了很久——Cristiano Amon。

这是一个在美国科技代表团里显得有点突兀的名字。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也不是黄仁勋、苏姿丰那种华裔面孔。它是葡萄牙语的,来自巴西圣保罗州一座叫坎皮纳斯的工业城市。

代表团里的阿蒙,56岁,高通CEO,圣保罗科林蒂安足球俱乐部的死忠球迷,常年居住在圣地亚哥而不是硅谷。他讲一口带着拉美口音的英语,会说西班牙语,能用葡萄牙语和巴西记者开玩笑。在中国客户那里,他是雷军、OPPO高管们最熟悉的外资CEO之一——能记住每一款新机的细节,亲自飞到深圳、北京站台。在美国总统那里,他是2018年就用"5G国家安全论"帮白宫挡下博通1170亿美元收购案的功臣,是特朗普团队为数不多愿意带上飞机的科技CEO。

一个人同时被中美两边需要——这在2026年的科技行业里,几乎是一种奢侈品。黄仁勋有这个能力,但他身上的"华裔"标签太重;库克有这个能力,但苹果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微妙。阿蒙不一样。他是一张第三方的脸,一个来自南半球的工程师,一个圣保罗人。他不属于硅谷的盎格鲁主流,也不属于亚洲科技圈的话语体系,他卡在一个谁都不嫌弃他的中间位置。

但要真正读懂阿蒙为什么能站在那架飞机上,得把时间倒回到三十一年前——1995年,那个加入高通拉美办公室、负责给运营商做技术售前的巴西年轻工程师。

他后来还离开过一次高通,自己搭过网络,并且失败了。这一段,他的官方履历很少提。

那个失败的CTO

那个失败的CTO

1995年,阿蒙25岁,刚从坎皮纳斯州立大学(UNICAMP)电气工程系毕业不久。

UNICAMP在巴西工科里是顶配的存在,整个坎皮纳斯地区被巴西人称为"南半球的硅谷"——这意味着阿蒙的家境不算豪门,但绝对是中上阶层的工程师家庭。他的早期职业生涯辗转于NEC巴西分公司、爱立信,做的是无线通信工程师,最日常的活儿是和运营商打交道,把设备塞进巴西的电信网络里。

然后他跳进了高通。彼时的高通在拉美还是个小角色,CDMA技术正在和欧洲的GSM打全球路线之争。阿蒙的位置叫"技术销售"——一个夹在工程师和销售员中间的尴尬岗位,既要懂芯片底层架构,又要陪客户喝酒。

他葡语、英语、西班牙语三语流利,这在拉美市场是一张通行证。

但阿蒙没有一直待在高通。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他离开了,跳去Vesper当CTO,期间还在拉美CDMA投资公司Velocom担任过高管。Vesper是巴西1990年代电信私有化浪潮里冒出来的一家无线运营商,押注的是CDMA技术。阿蒙的活儿,是带着团队从零搭建一张覆盖巴西的CDMA网络。

这是一段在他官方简历里被刻意修剪的经历。

因为Vesper最后失败了。2003年前后,公司被破产重组,最终被巴西电信巨头Embratel吃掉。

一个25岁加入高通、几年后就被挖去当CTO的工程师明星,在33岁那年,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重创——他亲手搭的网络,没能撑过电信业泡沫破裂的那一波。

但Vesper这段烂在简历里的经历,反过来塑造了他。

在那之前,他是一个"卖芯片的人"。在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用过芯片、并且被芯片坑过的人"。他知道运营商的真实痛点——基站布到一半钱不够了是什么感觉,技术承诺达不到时被董事会追问是什么感觉,客户在合同签完之后才发现产品bug是什么感觉。

2004年,他回到高通。没有回到原来的拉美技术销售岗,而是直接进了CDMA技术部门的核心。2008年,他开始主导高通半导体业务(QCT)的产品路线图——这是一个真正进入权力核心的位置。从此往后,高通每一代骁龙芯片的诞生,都绕不开他的桌子。

2014年,他升任QCT执行副总裁兼联席总裁。2017年12月,高通宣布他出任公司总裁,2018年1月4日生效。

而真正让他从一个"路线图主管"变成"高通救世主"的,是2017年到201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反收购战。

5G不是技术,是国家平台

5G不是技术,是国家平台

2017年11月,博通CEO陈福阳——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把博通从一家中等规模芯片公司做成华尔街宠儿的并购狂人——向高通甩出了一份1170亿美元的恶意收购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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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半导体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报价。如果谈成,将创造一家年营收超过500亿美元的芯片巨兽。

那时候的高通处境极糟。一边是和苹果的世纪诉讼正在白热化,苹果指控高通收"不合理的专利税",高通反诉苹果欠70亿美元专利费;一边是欧盟2018年初开出了9.97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此前已经开出8.54亿美元罚单,中国发改委早在2015年就开出过60.88亿元人民币罚单。

董事会被博通搅得分裂。CEO Mollenkopf是谈判前台,但内部强硬抵抗派的核心,是新晋升的总裁阿蒙。

阿蒙的办法不是和博通谈条款,而是绕过博通直接打华盛顿。

他带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话术冲进了白宫和国会山——"5G不是一项技术,它是一个国家平台。"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无数智库报告。它的潜台词是:高通是美国在5G标准上的旗手,如果让一家在新加坡注册、由马来西亚华裔掌舵的公司吃掉它,美国将失去对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这套说法在特朗普的团队里点燃了引信。2018年3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罕见地在收购完成前介入,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行政令否决收购。博通的1170亿美元报价,被一纸总统令打回原形。

这是阿蒙真正的封神之战。

他做了两件事——把一笔商业并购成功包装成国家安全议题;在过程中和特朗普团队建立了深度信任。这种信任在2026年那架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再次得到了兑现。

但这一仗的灰度也很重。

阿蒙守住的不仅是高通的独立性,也守住了一种被全球反垄断机构反复处罚的商业模式——所谓"高通税"。高通的核心利润来源不是芯片本身,而是它握在手里的5G、4G、CDMA基础专利包,按整机价格的百分比收取专利费。这个模式被欧盟罚过、被中国罚过、被韩国罚过、被苹果告过、被联发科和中国手机厂商抱怨过。

罚单加起来超过百亿。但阿蒙从来没动过这个商业模式的根。

赢了博通之后,他紧接着就把同样的强硬态度带进了苹果诉讼。2019年,双方在开庭前一刻和解——苹果支付约45亿美元给高通,并签下多年5G芯片供应协议。英特尔的基带业务在这场战争中成了陪葬品,被苹果以10亿美元买下后续业务。

那一年,阿蒙被《财富》和《CNBC》反复写进封面故事。他从一个长期隐藏在Mollenkopf身后的"技术副手",第一次被推到了行业聚光灯下。

2021年6月30日,他正式接替Mollenkopf出任CEO,成为高通历史上第一位非美国本土出生的CEO。

但坐上CEO椅子的那一刻,他面对的不是庆功宴,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

但坐上CEO椅子的那一刻,他面对的不是庆功宴,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

高通的下一仗在哪儿?

不再依赖苹果

不再依赖苹果

2025年6月,高通投资者活动现场,阿蒙说出了一句让整个行业震动的话——

"我们已不再视苹果业务为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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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背景是:苹果2025年初首发了自研基带芯片C1,搭载在iPhone 16e上。这是苹果用了将近五年时间——从收购英特尔基带团队开始——才终于啃下来的硬骨头。高通在iPhone里的份额,进入了一条肉眼可见的下行曲线。

苹果至今仍贡献高通约20%的营收。说"不再依赖",既是事实判断,也是公关话术,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姿态——从被苹果拿捏,到反过来"嫌弃"苹果。

阿蒙这话讲得太响亮,以至于很多人忘了去追问——那高通靠什么活下去?

他的答案是:押注一切非手机业务。

第一张牌是汽车。2025年,高通汽车业务营收突破30亿美元。Snapdragon Digital Chassis平台已经塞进了宝马、奔驰、小米、理想等几乎所有主流厂商的智能座舱里。早在2023年3月,阿蒙就出席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2025年3月他第二次飞来北京参会,专程去亦庄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这一站的政治信号比商业信号更重。两个月后,他又去了上海,会见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第二张牌是PC。2024年发布、2025年放量的Snapdragon X Elite,是高通对Wintel联盟发起的正面冲锋。它瞄准的是AI PC时代——一个英特尔和AMD都还没完全站稳脚跟的窗口期。

但这张牌底下埋着一颗雷。

2021年,高通以14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Nuvia的初创公司——创始团队来自苹果芯片设计部门。Nuvia的技术,正是Snapdragon X Elite的核心CPU架构基础。Arm随即提起诉讼,指控高通违反授权协议,要求销毁基于Nuvia技术的全部产品。

2024年12月,美国特拉华州陪审团做出第一轮裁决:高通在关键一项上胜诉(Snapdragon X Elite合法),但其他项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2025年第二轮诉讼期间,阿蒙亲自出庭作证——这种事在硅谷顶级CEO中极其罕见。他在证人席上说出了那句话:

"Arm试图破坏整个芯片行业的运行规则。"

赌徒

赌徒

2024年9月,《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同时披露了一则消息:高通正在试探性接触英特尔,探讨收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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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值约1700亿美元的高通要吞掉曾经市值数千亿的半导体老霸主英特尔——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让整个华尔街屏住呼吸。但谈判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悄悄终止。业内分析指向两个原因:反垄断阻力过大,以及英特尔的代工业务是一颗"毒丸"——高通根本消化不了。

这是阿蒙野心的高水位线。它没成,但它清晰地标记出了这位CEO的真实图谱——他是一个赌徒。一个穿着工程师外壳、住在圣地亚哥老派半导体社区里的赌徒。

英特尔吃不下,他立刻换了一张桌子。

2025年5月,高通宣布以24亿美元收购英国AI芯片公司Alphawave。这家公司的核心资产是高速串行I/O(SerDes)和Chiplet互联技术——数据中心芯片之间互相通信的"血管"。高通买它,意图非常明确:补齐进入数据中心的最后一块拼图。

紧接着是2025年下半年那张更大的牌——高通正式发布AI200/AI250系列数据中心AI推理加速器,宣告进军数据中心市场,直接对标黄仁勋的英伟达。消息发布当日,高通股价单日暴涨。

阿蒙和黄仁勋在公开场合互称朋友。但2025年那个夏天之后,两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友商化"阶段。在GPU这件事上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还没正式开打的对手。

2025年9月,第十届骁龙全球峰会在夏威夷召开。阿蒙发布了Snapdragon 8 Elite Gen 5旗舰矩阵,并罕见地宣布了6G研发路线图——这是高通在5G之后第一次系统性地把下一代通信标准摆上台面。同月,他飞到新德里,与莫迪会谈AI及创新合作——印度成为高通"非中国制造业基地"对冲战略的关键支点。

2025年8月,《财富》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榜单出炉,阿蒙排在第50位。

华尔街看在眼里。高通股价在2024-2025年的表现优于半导体板块平均水平(剔除英伟达不算),但它的市盈率始终低于英伟达和AMD。投资者用真金白银投票的结果是:他们认可阿蒙的去苹果化叙事,但还没有真正相信高通能从一家手机芯片公司变成一家AI计算公司。

Arm官司没赢透,英特尔收购流产,AI数据中心要正面硬刚黄仁勋。

阿蒙的赌局,远没揭晓。

中间人

中间人

回到2026年5月那架飞机上。

代表团从北京回程的路上,半导体圈子里有人复盘——为什么是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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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是商业的——高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深到任何美国政府都无法忽视。OPPO、vivo、小米、荣耀、传音,几乎所有出货量上亿的中国品牌都在用骁龙。阿蒙是中国手机厂商最熟悉的外资CEO之一,他能记住雷军每一款新机的发布节奏,他在小米SU7发布会前夜亲自飞到北京。中国客户给他的内部评价是——这个人回邮件比谁都快,凌晨两点发过去也能收到回复。

另一种解释是政治的——阿蒙是少数几个穿越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任期、又延续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技CEO。他和华盛顿的关系是2018年那场反博通战役里用5G国家安全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这种政治资本不会随着政府更迭蒸发。

还有一种解释是身份的——他是巴西人。他不是华裔,所以他在中美博弈里没有"原罪";他不是盎格鲁主流,所以他不会被视为白宫的传声筒;他常年住在圣地亚哥而不是硅谷,所以他和那帮动辄上推特和总统对线的科技大佬保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

他是中间人。

中美之间的中间人。苹果和高通之间的中间人。Arm和高通之间的中间人。手机和AI之间的中间人。工程师和政客之间的中间人。

巴西移民和美国梦之间的中间人。

但中间人的位置是脆弱的。它意味着两边都需要你的时候你是稀缺品,两边都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个被牺牲的缓冲垫。

在圣地亚哥,阿蒙住的房子离高通总部不远。同事们说,他至今保持着一个习惯——无论几点,邮件半小时内必回。一位中国手机厂商的高管在凌晨两点试探性地发过一封邮件,三十分钟后收到了回复。

那封回邮件是用英文写的。但它的署名,根据这位高管后来对人转述,写的不是Cristiano。

是巴西人之间才会用的那个简短的昵称。

在美国总统的飞机上,没人这么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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